母亲生在一个富户人家，虽然在农村，但从小锦衣丰食，很让周围的小伙伴羡慕，更让人羡慕的是在那样的年代，她被送到省城去读书。
母亲天生丽质，学习成绩很好，但上到高小，外婆说：“女孩家，识几个字就行了，回来帮我吧？”就这样母亲退学了，不过没回家帮外婆，被一所学校看重，风风光光地做起了教师。
消息十里八乡地传开了，都说“老秀才”家又出了一个“女秀才”。于是乎上门说亲的人踏破了门槛。
但生活往往把你捧得高高的，再把你摔得重重的。
文革来了，母亲一家被定为富农。
外公被戴上尖尖的资本主义帽子，满村子游行，连八九岁不懂事的小孩都给他脸上唾唾沫，一向受人尊敬的外公哪受得了这个，没多久就带着屈辱离开了人世，母亲也被学校除名回到了外公的尸体旁。至今我都不敢问母亲当时的情形，也许那是她永远不能再碰的伤疤。
后来由外婆做主，将母亲许配给一户地地道道的贫农之家。
父亲一家八口人，祖父常年有病，家里家外就靠祖母操持。父亲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五个弟妹，所以打小就承担了一部分家庭责任。可喜的是他利用半天时间干活，半天时间上学，居然活也没少干，学也上得很优秀，毕业后就去了很远的地方当了一名教师。也许外婆看重的不仅仅是贫农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和母亲都是个读书人。
母亲嫁过去不久父亲就回到了他教书的学校，很久才能回家一趟，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祖母和母亲两个女人的肩上。白天顶着烈日累死累活地下地干活，晚上点着油灯纺线织布到深夜。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母亲，总是病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病倒。至今母亲也不知道她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吃饱饭，穿暖衣。女人身体到底有多大的潜能，也许谁也说不准。就这样天长日久，母亲居然习惯了，适应了。她也可以天不亮就下地，晚上纺线织布到两三点，而且还养了一群鸡，一头猪，日子过得有了几分起色。
“把最小的弟妹送去上学吧？“父母亲说服了祖母把小叔和小姑送到了学校读书。
没多久，母亲怀孕了。一家人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之中。祖母和母亲更加辛劳，她们都在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而准备：地里的活要早早安排好，坐月子就不能下地了；鸡要多养几只，保证母亲有奶水给孩子吃；纺线织布的时间也得延长，得给孩子准备几件小衣服呀。
即将分娩了，可偏偏遇上农忙，当人们把疼痛难忍的母亲从庄稼地里抬回家，孩子已经出生了：瘦瘦弱弱的一个男孩。尽管母亲用心呵护，但是孩子还是病了，由于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太差，孩子肚脐眼没处理好，不到三天孩子就夭折了。这就是母亲第一个孩子。
母亲一生生了七个孩子，有幸存活下来的仅有我们姐弟三个。我本来还要问其他的孩子是怎么回事，但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我忍住了，我知道那是母亲第二个不敢碰的伤疤。
日子一天天过去。祖母去世了（母亲说祖母是累死的）。姑姑叔叔们也长大成人，该出嫁的出嫁了，该娶妻的也娶妻了。母亲身边有了很多管她叫“舅妈”和“大妈”的孩子。我们姐弟三个也一一入学，更可喜的是父亲还调到了附近的学校教书，节假日一家人都帮母亲干活，红红火火的小日子过得更有了滋味。
可是灾难已经悄悄降临到这个幸福之家了。
父亲病倒了：“胃癌晚期”。一家人都知道这是不治之症，但谁都没有放弃，母亲说：“就算有一口气，我也有丈夫，孩子也有父亲！”于是在两个叔叔的帮助下，我们四处求医。省里的大医院跑了一次又一次，住了一回又一回；大街小巷治胃病的偏方也讨遍了；母亲甚至请来了神婆，又烧纸磕头，又是念经。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年之后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
安葬好父亲，母亲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她不相信上天就这么待她，把我们一个个骂回学校，卖掉家里的鸡和猪，锁上家门，去治病了。后来我偷偷跑去看母亲，看到一根根又长又细的针刺向母亲的眼角，我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让母亲在那个乡村医生那治了。可母亲就认定那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不去大医院是因为没钱。慢慢地母亲能看到灯光了，后来能看见人影了，几个月后母亲说自己干什么活都能看见了。
一个家又被母亲撑了起来。姐师范毕业上班了，弟弟也上了中学，我呢？辍学了几个月后又重返校园了。
那年暑假，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男人。年龄和长相都跟父亲相似，他一到我们家就拼命地帮母亲干活，家里的体力活再也不用我们像蚂蚁搬泰山一样干了，我们三个人抬不动得麻袋他一个人扛起来就走；我们四个人用来两三天才能锄完的地，他一天就锄完。街坊邻居都夸他，可我们姐弟三很敌视他，因为在我们的心里父亲的地位是谁都无法替代的。所以那段时间过得很别扭，平时都挺懂事的我们，一个个无理取闹，母亲横竖都不是了。
不到半月母亲妥协了，她送走了那个人，像没事一样下地了。太阳落山时我们又像昨日一样把晒好的麦子装上麻袋往回运，那天好像每个人都使出了超出平常的力气，特别是母亲。但搬到最后一袋时，我们三个人（弟弟稳车头）喊了两次“一、二、三”也没搬上去，袋子口开了，麦子又散了一地。母亲抱着那袋麦子哭了，自从父亲去世后这是母亲第一次哭。到现在我们才懂母亲的眼泪里包含的是什么，也是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自己当年有多么傻，多么自私。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姐弟三个都当了教师，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都争着抢着接母亲来享福，但母亲总舍不得那间老屋，那二亩地。她时不时地会托人给我们捎来没有农药的蔬菜和水果。每逢节假日，我们带着孩子挤进那件老屋时，母亲就拿出她的账本给我们讲她种辣椒卖了多少钱，种蔬菜卖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