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份”征文有些意思。这两字儿，把狼记忆中的一段尘封往事给唤醒了……下面这段故事，能与征文主题沾点边。狼有点犯迷糊——男主人公与两位女性，倒底与其中哪位更有缘份？
也许有人觉得，司务长之死，显得太平淡：一块弹片飞来——他死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壮怀激烈的故事情节；他生前也没有说过什么“为国捐躯”之类的豪言壮语。由于他是我连在越战中牺牲的第一人，他的死，让我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我亲眼看着他消失；亲手抬着他上高地……时至今日，我的手、我的肩、我的背、仍能感受到他生命的重量。
按我的死党——炊事班长老耿的说法，司务长属于“命”不好；运气差。陪我担任警戒的那天晚上，老耿向我透露了他死去的老上级一些生前往事：
司务长是1966年文革爆发的那一年入伍的。他当年担任正连职干部时，我们连长还只是个副班长呢。司务长虽文化不高，但打得一手好算盘；由于他是机关协理员接来的兵，所以最初被安排在机关食堂当司务员。他算帐又快又准，工作又积极，没多久又调入团首长的中灶食堂当司务员。就是说：他是首长身边的人。
在部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司务长写的一篇讲用稿被选中，经政治处干事们润色修改，拿到师党委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上发言，引起了阵阵掌声……他因此成了“学毛著标兵”。没过几个月，他被提升为机关司务长；那是他入伍的第二年。那年，他20岁。
司务长当年可真是顺风顺雨，官运享通；司务长才干了一年，又调到团后勤军需股当正连职助理员；连升两级。文革开始不久，地方发生了派性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一切全乱套了。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提出了军队要“三支两军”；三支好象是支持文革、支持左派、支持地方；两军是军训、军管。为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当时团里配备了两套班子：从团长到排长，从政委到书记员，各配两名；一套班子留部队，另一套班子下地方支左，分派到各机关、厂矿、学校、及文艺事业单位任“军代表”。司务长是第一批下地方支左的干部，他被派到一个煤矿担任军代表。那时侯的军代表，相当于现在的党政一把手，是绝对的实权人物。
一个文化不高的22岁农村小伙子，突然一下成了近千人的煤矿里说一不二的最高领导，会发生什么荒唐事就可想而知了：先是拉一派、打一派；对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实施残酷打击；把头头们抓来，吊在礼堂舞台挂灯光的铁架上痛打……后来，他又与一些年轻女性“拉拉扯扯”，最后发展到农村的老婆闹来部队，要求将丈夫调回团部让首长们管着；让他与那些“狐狸精”隔绝开。
谁知司务长被调回部队机关以后，照样与“狐狸精”藕断丝连。有一年他向团里请假，说要回贵州老家探亲，其实是悄悄跑到了“狐狸精”家。司务长的运气实在不好：他刚走没两天，他同乡战友的老婆多事——来部队探亲时，顺带将司务长太太从老家给捎来了……这下麻烦大了：那位扑了空的农村烈女子，天天跑到团党委办公室又哭又闹；说团首长“包庇”她丈夫。弄得团长政委都不敢上办公室，开会都改到政冶处的小楼上。因为她天天守在党办；像祥林嫂一样，见人就说，一说就哭，一哭就闹；一闹就没完没了……
等司务长“探亲”回来，团党委立即对他实施了禁闭；并做出严厉处分：党内警告；职务降两级；从机关下放到我所在的三连当司务长（排职）……从此以后，这位当年学毛著的标兵、权倾一时的年轻军代表就消沉了。他没事就喝酒，早晨也不出操，成了全团有名的“稀拉”干部。因司务长表现欠佳，连队经常受到团领导批评。指导员私下发牢骚说：首长有本事，咋不把他调回机关“好好培养”呢？尽给连队甩包袱……
一晃几年过去，司务长就这么混着。由于他的兵龄和资历，比现任连长、指导员老很多，背景又特殊，连队也拿他没办法。司务长曾尝试离婚；可他老婆说：“我活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让他“死了这条心”；他去法院上诉离婚，申诉庭要他出具“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的证明方可受理；因为他是现役军官……他回团政冶处开证明，不但没开到、反招来团首长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对他的半公开批评；说他“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现在连糟糠之妻都不认了！”从此，“现代陈世美”的称号，便永远落在了他头上。他的“秦香莲”每年都来部队看他，而且会住很长时间，为他洗衣、带好东西给他吃；可他却独自搬去招待所住。当“陈世美”与“秦香莲”各自拿着饭盒，在连队食堂碰面的时侯，他俩谁也不理谁；司务长与战友们坐一桌，他太太独自坐一桌……“秦香莲”在部队的唯一消遣，是天天逗机关家属队的孩子们玩；买糖给他们吃；钱用光了，她会自己去司务处找管理员借，预支丈夫下月的一小部份工资……司务长整天悠哉游哉，破罐子破摔，年年闹转业。他一心盘算着早点回去，与“黄脸婆”离婚；与“狐狸精”结婚。他知道：只要在部队，他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
1978年，第三批转业干部的名单终于有他了。他高兴得早早打好几个装东西的大木箱子等着……谁知下半年，中越边境形势急转直下，转业工作终止；年底，司务长与我们一道开赴前线。
司务长牺牲后，我心里一直犯迷糊：冲锋在前的战士，踩地雷都没踩死，他送个饭却送死了；而且死得那么离奇、那么不可思议。几天后，团卫生队上阵地发放药品，队长告诉我们：我们连受伤的战友在后方医院没死一个；我们踩的是探雷器很难发现的塑胶雷。那玩艺只管炸断脚，一般不会直接炸死人；在战场上，伤者比死者更容易造成部队战斗力下降----因为伤者会哭，会叫，要人去管、去救，两三个人都搞不定一个；而死者就简单多了……越南人可真会算计。
战后，连队为司务长报请三等功。可名单报到营、营报到团政治处，却有人提出异议；说怕“影响不好”，还派人到连队“收集群众反映”。连长在会上把烟死劲往桌上一砸，开口就骂：“妈个B！人都死了、还尽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老子的功也不要了……”说完夺门而出。指导员又把他从外边硬拉回来。
司务长的功最后还是评上了。全连官兵都知道：这是连长“争”来的。要不是他发那一顿火，准没戏。往司务长家乡寄立功喜报的时侯，政治处组织股一位干事开玩笑说：一份喜报，两个女人；该寄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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