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看到最高法通知，要在全国排查“民告官”的上访案件，颇有些感触！
眼下对于进京上访的“民告官”上访案件，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官和民的看法各异。老百姓说，这是逼得实在没法子啊，若是当地的党政机关大门好进且能妥善解决问题，谁愿自费着往北京去告御状呢，保不住给抓起来劳教啊；某些官员对“进京上访”行为则会评价说，这纯属是给我们xx市、县抹黑嘛！于是，他就派了人想方设法去堵截、去强行带回，且气忿忿说：如今这“刁民”愈发多起来了。
其说法各异，其实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缘故，这也实则是目之所异而色之不同罢了！
我认为，“民告官”，其实大多是现在所谓的“群体事件”伴生的一些个群众面对自己有怨无处伸的无奈之举。须知，中国人历来受传统思想影响颇深，也更是顾及面皮，是素有“饿死不要饭，冤死不告状”的说法的啊！但今日之中国里，“民告官”群体事件为何有增无减呢？这除了是对执政党的地方上各级执政能力和在台上的官员们的政治智慧是严峻考验外，我们更多的则应该是反思啊！尤其对民告官这类群体事件，不能仅仅看作是群众的法律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是“社会进步了”，是“普法教育”的大见成效了，那太恬不知耻了！孰不知，中国的人民群众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他们真的是不愿意与处在强势位置的官员们去冒风险“打官司”的，也更不愿意披着“刁民”的恶名去集体上访的。
眼见着现在竟有人还说，执政为民的官员职业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真让我哭笑不得：这实在荒谬至极啊！
我们的党历来就有“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作风的传承！现在如果连特别能忍耐的老百姓，都要找上面去“群体”一回了，若地方官员仍是不从政府的不作为查问题，不从某些官员胡作非为上查一查根源，还竟把官员从政为民说成是“高风险”的职业，实在令人痛惜也忍不住哑然失笑：啊呀呀，那我们岂不连封建社会的官僚们都不如啊？
官与民的矛盾，从有官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在极权体制下，官，处在绝对强势的位置；手无寸权的草民，只有凭人数和官府抗衡。古代没有委婉而敏感的“群体事件”一词，那时的聚众抗官，通常会以“群盗”待之。那么那时衙门里的官员究竟如何准确判定并且去妥善处置，则是对那时的官员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检验。
宋仁宗时处理饥民的一个案件应该借鉴。宋仁宗时，陈阐知建州，年饥，境内有竟籴者，令疑为盗，白于州，阐曰：一日之聚，至数百人，始以饥争食耳，非盗也，推验之果然，遂杖而释之，且出粟赈贫，众乃复业。你看在那个饥馑之年，百姓纷纷去抢购救命粮了，这事儿就由一个神经过敏的县令竟给嗅出了“新动向”，于是他火速实行武力弹压，捕“盗”入狱并报告上峰。而陈州长接到禀报后，并没有做出过度反应，而是冷静分析现实，认为不过是饥民争购粮食罢了，经查，果如所料。于是他释放了那些饥民，并动用国库粮赈济灾民，老百姓遂各复其业。
还有那个写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名句的张养浩，说他在任堂邑县尹时，发现堂邑县虽小，狱里犯人却很多，原来大都是些群体拖欠赋税的农民。张养浩认为：“这些人都是良民，即便有过，也是为生活所迫，不能以盗论。”遂下令将他们释放，并给予生活救济。堂邑县还有刑满释放的犯人“朔望参”的规定，即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要到县衙门前听取“训话”。张养浩认为，人已经受过刑罚，还揪住不放，视同罪犯，这样做不惟是人格侮辱，也不利于其改过自新嘛。就也宣布废止“朔望参”。所有当事人都对他十分感激，互相告诫说：“今后咱们决不能做对不起张公的事。”有一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对前任长官放纵坐大的黑社会一干人犯，张养浩一到任，即硬起手腕依法严惩，百姓们拍手称快。据说张养浩去官十年之后，老百姓仍还商议着为之立碑颂德的事儿。
还有明代御史李纲，在浙江任巡按时，曾经弹劾罢免浙江赃吏达四百余人，被人称谓“铁御史”。后迁太仆寺少卿，巡畿辅马政，多次拒绝了有关官员送礼。出按冀州，路遇流动抢劫的饥民群。群盗得知官人是“太仆李公”后，深知这位清官不会捞取金钱，所以连其行李箱也不曾开启，就离去了。要套用现在的一句官话去赞美这古代的群盗，那该是说：“多好的老百姓啊！”李纲清正廉洁，与贪官污吏作不妥协的斗争，名闻遐迩，连啸聚山林为盗的百姓，亦知其清而不愿伤害，可见民心如秤嘛。在其治下，群体事件通常都会归零；如果万一发生了，他也会坦诚面对，迎前妥善处理，不会像现在我们的一些“躲猫猫”官员，对跪求的老百姓视而不见，更不会给善良百姓头上泼污水，胡诌“不明真相、受坏人教唆”云云。可见，那些把从政的官员说成是“高风险”职业者，其“高”论大谬也！
清康熙年间，有一官吏名陈鹏年者，以清廉著名，有“陈青天”之称。他在康熙四十七年出任苏州知府，翌年兼署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噶礼贪赃枉法，忌陈鹏年清正，欲加其罪，密奏其所作“虎丘诗”中对朝廷有怨意，于是就趁陈鹏年因公至镇江时，将他羁留于镇江城隍庙。不成想噶礼此举一下子就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苏州市民闻讯后号哭不绝，愤怒罢市，并选派代表赴镇江慰问。幸亏康熙对“虎丘诗”不以为然，召陈鹏年返京任京官。陈鹏年在苏州为官仅两年，他做了几件深得民心的事。据记载：他大书“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八字于府治之门，视事未一月，决遗滞狱三百余案！接着，他又革除种种流弊陋习，广施教化，引导得民风为之一变。所以当他被诬受羁押时，老百姓不惜以罢市等手段来声援这位父母官，应该是很自然的。
举这些人和例子，是说官员只要为官清廉，有爱民之心，体恤民瘼，使百姓安居乐业，群体事件其实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只要主政者处置得当，也是会很快平息的。试想，我们有些地方面对跪着请愿的老百姓置之不理的那些官员们后来被撤了，活该不活该？清代，四川巴县知县刘衡，他在大堂旁悬锣一面，号“达情锣”。民有寃者可击之，闻锣声他即出堂立为听治，不为难老百姓；“刘大锣”之名，是西川父老对这位清官的最好奖赏。而那些面对跪着的老百姓却置之不理的官员们，若是能像“刘大锣”那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