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形色色的自杀
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一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的哲学家更进一步，把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死亡——自杀——作为自己终极的思辨对象。比如法国思想家加缪写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值不值得活下去才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而更激进的尼采则把人生视为“缓慢的自杀”。
自杀作为一种暴烈的行动，总会使旁人侧目，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声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自杀是个别和另类的，是一种“失范”和“越轨”。但就人类发展历史而言，每一代人都有一定比例的人自杀，因而可以说自杀是人类死亡的一种常态。人们讨论、研究自杀，只是一种“为问题而问题”的行为，在社会控制上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自杀的人总是要死去，我们似乎要接受这个有点冷酷的现实。
很多人能都有自杀的冲动，或强或弱而已。强烈一点的“成功”了，而大部分人的自杀念头都是一闪而过。这并非由于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多强，而是生理和精神的压力没有达到“临界点”罢了。人主动的死亡往往来自外界的压力，自杀成为人们解决（转移）精神危机的一种手段，只不过走了极端。
真正的死亡作为个体无法“体验”的“经验”，成为每个人心头永久的谜。人类毕竟是好奇的动物，既然不能“体验”，人们也要想法设法的去“品味”一下。
先来说一个几乎人人都有的经验。当我们站在高处时，比如高楼和悬崖，总有一种纵身一跳的冲动，这种念头突如其来又无法控制，在双脚短暂的徘徊中，我们体味到了一种灵魂的恐惧和颤栗，可我们又清醒的知道自己不会去跳。离开这些地点的时候，你是否会感觉一种别样的轻松？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品味”死亡的冲动，如果给这些冲动绑上一条绳子，它就演变成了我们常见的蹦极运动，有些人就会毫不迟疑的跳下去。通过这种极富刺激性的“品味”，人们便能缓解压力，拉伸神经的弹性。
还有许多类似的极限运动，比如登山、极地探险等，与其说是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望，不如说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恐惧，而且是对死亡的恐惧。所谓英雄，不都是因反抗恐惧而生吗？如果给这些人类行为命名，我想用“伪自杀”这个词。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被人们戏称为“慢性自杀”的行为，比如吸烟、酗酒、开快车、吸毒等等，每年因之而死的人数以万计。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行为可以导致死亡还要去做，这就不能说是“戏称”了，也应算是实实在在的自杀，或可称之为“潜自杀”。
有时很多人的自杀不太好界定，比如说病人的消极治疗而导致的死亡，最后看似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却很难说不是一种自杀行为。
二、自杀中的利益博弈
国外的自杀一般是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中国则恰恰相反，农村女青年的自杀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五倍，这不能不说明我国社会上的“男权”
思想还相当严重。我是农村人，耳闻目睹过不少乡村女性自杀的案例，深感除了部分人因为无法应对沉重的精神危机而选择自杀外（也有许多人变得精神失常），还有一大部分人的自杀无非是出于对利益的衡量和抉择。
很多女村女性较早的进入了婚姻，她们性格温和，勤劳善良，但没有什么文化，缺乏对情感和婚姻的认识。而农村婚姻的一大特点便是缺乏情感的维系，很多人就只是在“过日子”。又加上家庭经济不会有很大的改善，或者男方“不正干”，有明显的家庭暴力，或牵涉到家庭内部的利益问题（比如老人赡养问题，遗产的继承和分配问题等），女方受了委屈，或是没有发言权，或是要争取发言权，她们该怎么办呢？和丈夫平等协商吗？据理力争吗？这都不大可能，农村既无这样的传统也没有相应的舆论支持。此时如前文所说，就有一部分人因为精神危机而自杀；还有一些人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甚至一举获得家庭的控制权？此时，自杀就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所谓“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时的自杀已经成了一种技术手段，成了一种姿态。
与一般人想像的不同，许多自杀的女性乃是旁人眼中的“悍妇”，有了此种地位，再辅之于一次“自杀”（当然是不成功的），就能“一死而定乾坤”，获得家庭的支配权，而且“自杀要趁早”，这样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就能给夫方时刻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村的舆论也认同这种自杀，而不去理性的分析是谁的对错，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自杀文化”，令处于同样地位的农村女性纷纷效仿。农村女青年的自杀手段往往是“喝农药”，但我听过有喝烈性白酒“自杀”的，有事先将喝下的农药稀释的，总而言之，她们自杀的“不成功率”很高。
希望我的叙述不会让阅者只看到这些农村女性的“愚昧”，而不觉得这是弱者极其悲情的选择。其实我也看到，“自杀之后”的家庭格局并无明显的改变，只不过某些“出格”的行为被抑制，家庭依然贫困，感情依然淡薄，生活依旧苍白。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进城民工“自杀讨薪”的案例，他们的行为与农村女青年的行为如出一辙，只不过为了抗拒生活的不公，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从农村出来，我懂得许多“命非命”的情况，但对于身处其间的农村人而言，“命”本就“非命”，都可以约等于几斗米、几张钞票。生存资源的匮乏早已扭曲了他们对自己生命的看法。弱者到最后往往只知道自己还有一条命，以自杀获利，而无深刻的精神原因在内，正可说明我们离人权、自由、民主等时髦的玩意儿还有多远。
三、自杀中的文化因素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死因众说纷纭，却以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最有说服力，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这是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的文化人自杀现象，陈先生的眼光可谓深邃。更可求证于文革时期，其中自杀的著名文化人有：老舍、傅雷、吴晗、翦伯赞、邓拓、田汉、赵树理、陈梦家、罗广斌、杨朔、范长江、熊十力、周予同、李广田……。在正常的社会中文化人自杀的比率也很高，他们往往是一些特立独行、眼光深邃的人，孜孜以求生存的目的和理由，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