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原局长王立军题写的“剑”、“盾”两字消失。(12月4日《新京报》）。看到这则短短的图片新闻，远在深圳且作为一介草根的我觉得有那么点别扭。应该说，“剑”、“盾”二字背后所要涵括的内容断然是没有错的，即用“剑”之精神除暴安民，伸张社会正义；以盾之铁魂护佑民众安居乐业，安享太平。
从“金”、“盾”本义的这个角度上讲，这两个字放在市公安局门口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为什么要消失呢？按说，这两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矫健有力。错的应该是题字的人，题字的人不合适，这两个字就跟着“倒霉”了。原来，二字的内涵没错，因为题字的人今非昔比了。
众所周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罪行昭然揭世，在这里毋庸跟各位看官赘言。想说的是，王大局长刚倒下，就迫不及待把他题的字也去掉，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方法论？这方法论折射出的一种理念无疑是让人遐想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让我们学会了戴有色眼镜看人：非奸即忠，要么是“白脸”，那是怀人，是奸臣，人人得而诛之；要么是“红脸”，那是好人，是忠诚，是人也得三拜九叩青天大老爷，内心敬畏如长江之水势若滔滔。因此，在这种思维方法论的情况下，一个人要么是“高大全”，即便是他嫖妓了，也得文过饰非，幻化成风花雪月的“冶游”；一个人要么是臭狗屎，即便是死了，也得跪着，还让后世的人跟着“我到坟前愧姓秦”。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国度，评判一个人是如此简单明了，如此不拖泥带水。
作为国学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按说这是封建社会的小百科全书，应该禁止读才对），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在第六十六回里，湘莲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戎、宁国府都不干净了，怎么会石狮子干净呢，应该把这两个石狮子抬到大荒山无稽崖上去丢了，好好浸润点点山川日月之精华。行文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按照让这两个字消失的人的思维推论下去的话，不光是石头上的字得去掉，那几大石头又能干净得了多少，说不定王大局长的屁股在这个石头上坐过多次，甚至还有一次在上面放了个臭屁。甚至还可以说，公安局的那栋楼也大有问题，尤其是王大局长曾经用过的办公室，曾经走过的楼道，曾经开过会的会议室，曾经去过的食堂（不知道有没有食堂）是不是都应因王大局长而倒霉，都应该拆掉重建才行，那样才是真的破旧立新，涣然如洗。否则就不能叫殷鉴之不远，就叫没有汲取王大局长的错误教训，愧为党的好儿女，不能履行“剑”、“盾”之精神，难以担当百姓公仆之大任。
作一个妄想也无妨，这两个字定然不是民意要求拆掉的，也应该不是上级领导明文规定让它消失的。（暗送秋波倒是有可能，但是为什么这痛打落水狗的事情领会得这么快呢，而为老百姓办个实事咋就那么难呢？）。让“剑”、“盾”二字消失的决策人，真的很没有创意，其让二字消失的想法很容易让人作下面“假语村言”般的推断：第一，这是前任且晚节不保的王大局长所题之字，兹被国法所不容，我留着他题过的字，就表明我的立场有问题；第二，王大局长的字写得确实太差劲了（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这里丢人现眼，将来我题字上去，绝对是书法精品，留传后世，晓谕山城；第三，“剑”、“盾”所传达的理念不对，跟我的理念不符，一定得去掉，否则我离任后能给我曾经呆过的地方留下些什么印痕？就这三方面的推论而言，无论哪一点都会让人发笑。
或许有人会说，“剑”、“盾”二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没有错的，关键是题字的人错了。因为这，就应该让这两个字立马消失？这也未免有点太不辨证法了。按照这个逻辑下去的话，那宋徽宗还是封建帝王呢，是不是他的“瘦金书”在书法史上谁提谁就得跟着遭殃，凡是欣赏他书法的人都是希望恢复帝制的家伙而加以苛责；同样的道理，喜欢后主李煜的词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是不是也得拷问拷问他的思想是否有后主的靡靡之遗风。
很显然，作为唯物主义者，辨证法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方法论，不能以偏概全，何况“金”、“盾”二字所传达的内容确实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我们何必非要较真是谁题写的呢？
若非要去掉这些字的话，把王大局长的名字去掉不就得了，这样显得多大度，又不失两全，是为良策，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