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识成为同窗，大抵可以追溯到我们三岁伊始的时光。
小姑出嫁前，我一直是她的小跟班，母亲因常年忙于庄稼活，便把我扔给多才多艺的小姑。我站在小姑的风琴边玩耍，咿呀比划，小姑教我“a、o、e”汉语拼音，教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我一学就会，很快成了大家庭里的掌上明珠，亲人们对我疼爱有加。
我沐浴在这幸福无忧的爱河里，快乐成长。
然而，好景不长。姑姑很快就出嫁了，虽她的婆母家与娘家只隔着一道坎坎，吃饭喊声都能听到。但她总归是出嫁了，想到她以后要在另一个新家生活，我失去了日日黏糊她的机会，我便悲从心来。她出嫁那一日，我尾随着绕道行驶的娶亲队伍小跑了很远，母亲拽都拽不动我，终于发狠话：“小姑要出嫁，你干吗？她出嫁了，去村里幼儿园当幼师，你不听话，就不送你去幼儿园！”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破涕为笑。既然以后还可以做姑姑的小跟班，我何须伤感？
“嘿嘿。”我欢快地拍着小巴掌，乐开了怀。
果如母亲所言，姑姑出嫁后一月，便到村小的附属幼儿班里当起了唯一的老师，奶奶祖屋里的那架风琴，随之也搬到了学校。
母亲依旧为庄稼活忙碌，我却像姑姑的嫁妆一样，跟读到了她执教的幼儿班。虽然姑姑已出嫁，在娘家身份有所改变，但于我而言，快乐不减，我有足够的理由每天乐不可支。母亲瞅着我屁颠屁颠的劲儿，乐在心里，总是戏谑道：“疯丫头一个。”
就这样，三岁的我入了幼儿班，有一大帮孩子一起玩。我们，都是姑姑的好学生，是姑姑赞不绝口的好孩子。
姑姑有睡懒觉的习惯，于是，每天总有孩子去她家等她去学校开门。我呢，因为路近，基本日日赖在她身边。
有几个小朋友去得最勤——两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分别叫作：黄臣，陈荧，吴丹。
我本身顽皮，于是没多久，就与他们仨混得烂熟。
黄臣的智力很好，口才也佳，我平常也被大人称赞伶牙俐齿，但一跟黄臣对话就支支吾吾。
陈荧家距学校较远，但最勤快。他比较木讷，通常不说话，但惹恼了他就给你一记拳头，为此，姑姑多次批评过他。
吴丹的爸爸是小学校长，自幼比较娇生惯养，但她的学前教育比较早，入幼儿班时，已能识得许多汉字，很讨姑姑喜欢。但她娇气，喜欢告状，而且爱哭鼻子。
我们四人都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我曾经因吴丹故意挤我与她争吵多次，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大打出手，我们互相用稚气的脏话对骂，她当时哇啦一声在教室里哭开了，边哭边抽抽搭搭地说：“我告诉我爸去，说胡老师家的侄女欺负我。”我当时“嗡”的一声，脑子一片空白。姑姑知道后，狠狠训斥了我。至今记忆犹深：“你这么不听话，回家去！”我被姑姑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训斥得好不委屈，眼泪夺眶而出，扑簌簌往下掉，但觉得当着班上三十多个小朋友嚎啕大哭很丢面子，于是咬紧嘴唇，并未哭出声，夺门而出，一路小跑回家。姑姑在后面喊都喊不应，母亲第二天送我去幼儿班，对姑姑说：“这倔丫头要好好管着。”我的眼眶依旧红红的，姑姑内疚得一把把我抱在怀里，那一刻，我心中的怨气消失殆尽，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我的姑姑，她多么像我的慈母啊！
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在一起欢快度过了三年的幼儿班时光。
幼儿班孩子的职责不是学习，是健康，快乐，无忧成长。
幼儿园老师的职责不是说教，是温暖，陪伴，谆谆诱导。
我们的幼儿班生活很幸福，姑姑的幼师工作很成功。多年后，当我们都已成人，他们仨都学业有成，且成绩斐然。相逢时分，无一不是深情地回味：“胡梦君老师是我们真正的启蒙老师，曾经像母亲一样给与了我们无入小学后，我们就有了学习任务，我们四个，依旧是最要好的铁四角，但学习上的竞争阵势也随之锋芒毕露。
老师总是夸我天资聪颖，我在文化课上总是四人中成绩遥遥领先者。
黄臣的智力最好，逻辑思维能力强，有一副雄辩的口才，但常挨剋，老师常批评他小聪明。
陈荧超喜欢时政，对国家大事，从三年级开始就养成了敏锐的分析力与洞悉力，常偏科。小学时的他，话匣子总是滔滔不绝，善激辩，比幼儿班活跃了许多。
吴丹最勤奋，学习最刻苦，但成绩总是与我有距离。于是，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有着小小的妒忌，她爱打小报告的习惯一直不改，为此，我们常被老师批评，心里恨恨的，却因她是校长的女儿，又惧她几分。吴丹又很爱漂亮，喜欢打扮，黄臣与陈荧便每每在背后喊她：“妖精。”当面不敢喊，否则，她知道了准要大哭着向老师告状，老师自是少不了批评他们俩。而不知何时起，男女生有了性别意识，班里男生女生无形中分成两派，我与吴丹是面上要好暗地里却暗暗较劲的对手。男生们大多喜欢没心没肺玩，对学习并不上心。我们四人却因自幼儿班开始就处得亲密，关系一向不错，而且有共同爱好：喜欢阅读。
现在，我时常在记忆里分辩：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几岁有了大人世界是是非非的视野界限？然而，那些痕迹却是那么模糊。
我们是四个天真的小学生，我们是四个相处了许多年的同窗。在那纯真的年纪，我们的情绪表达总是简单而直白，不谙掩饰。为此，我们时常摩擦出激烈的矛盾。
黄臣的父亲是大队支书，那年头的支书权利很大，大多张扬跋扈，常常在农村里催缴高额的公粮上缴而闹得鸡犬不宁，陈荧说话一向犀利，总是在班上鄙夷地说：“土匪！”这样一来，弄得黄臣很不高兴，他们俩便常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却每每不分上下，多次在老师的调和下方和好如初。女生们在朦胧里学会了矜持，我的思想却一直呈现出偏激的状态。
父亲一直远在深圳谋生，母亲一人承担着家里的家务与农活。连年高幅度上涨的公粮上缴，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身上，母亲凄苦。我亲眼目睹着以黄臣父亲为首的大队干部一次次催逼母亲，母亲难过落泪，我们在一旁哭泣。那帮人却丝毫没有怜悯心，催逼母亲实在拿不出那些高额的款子，他们便恶狠狠在我家的粮囤里舀走了谷子。
看着亮灿灿的谷子被这帮土匪兴高采烈担走，母亲却不敢阻拦，我的双眼喷火，仇视着他们。
是的，在我十一二岁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这些凶狠的大队干部毫无人性，他们不管我们的死活！我长大了一定不饶恕他们，非得找他们算账！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