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四年级的暑期，都是在“封神演义”中度过的。那时在乡下，读《封神》（小说），看《封神》（连环画），梦中还不忘想“封神”——现在仍很怀念那段痴迷的时光，仿佛生活如神话似的浪漫。
关于故事的宗旨要义，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感兴趣公申豹的反头，土行孙的日行千里，姜子牙的神机妙算，还有什么捆仙绳之类的东西。我当时也自制了一把拂尘，随手一甩便是半仙半道。想来做神仙多好啊，几乎无所不能！
多年以后，我知道《封神》源自历史，讲的是武王伐纣，而姜尚确有其人。这段历史十分遥远，现实中没人会随意地想到它，即便在我这样的头脑中，大抵也非常地陌生。
如果没有《封神》，我想自己难以触摸到商这个朝代，最多是在课本上读到一些文字。可是也因为有《封神》，我于商的印象又很模糊，好象是个稀奇古怪的王朝，空气中到处充斥着神异的色彩。
这些自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可为什么小说家的想像却如此这般呢？
姜子牙说，是妲己媚惑纣王，使商王朝江河日下。小说家则写，妲己原为九尾狐附体，妖惑纣王，贪图的是荣华富贵。当然，她也放大了仇恨，害死了那些忠臣良将，将王道变成了刨烙刑罚。
实际上，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奴隶社会里的殉葬制度较之酷刑更残酷，无非殉葬者极少涉及到“忠臣良将”。当然，战争除外。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什么奴隶的苦难无史可载？而奴隶主集团纷争所带来的痛苦，却被史家们无限地放大——他们到底在同情谁？
当然是王侯将相了。所以说，史家们终究是王朝的刀笔吏。这样的中国史，能让我们信服吗？
《封神》虽然是小说，但仍是王道最确凿的代言人，并最终将其失利归咎于“红颜祸水”——这是过去的史家和小说家最为擅长的手法，其中是没什么真理可言的！
王朝的更替，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商末周始的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全景式地展现，更不可能全面复制。
司马迁的有些话是不可信的，譬如说什么周文王周武王贤明。成者王、败者寇的事情，在历史的舞台上可谓屡见不鲜。如果太相信所谓正史了，那就等于没有读懂历史。
《封神》显现出的困惑，正在于小说克隆不了历史，历史更不可能依存于小说之上。
商朝有个纣王，姓子名辛，为帝乙少子，登基后人称帝辛，在位52年，是商第30代君主。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真的如《封神》或《史记》所载吗？
大凡肯动脑子的人一定会想到，所谓“天下谓之纣”⑴，此“天下”是何人的天下？而“纣”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称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别人这么说，司马迁就这么写，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司马迁的观点又源自哪里呢？据考证，《史记》中的上古史，大部分依《尚书》⑵而勾勒，其中有三篇记录帝辛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二是《牧誓》，牧野大战前周武王的战斗动员令；三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这些均出自周武王之口，我们能信不？然而，怎么到了司马迁的手上便成了史实呢？
《淮南子·缪称训》曰：“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⑶可见古人并非都没头脑。
毛泽东同志曾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⑷
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据说，郭沫若解放后亲临殷商故地，曾无限感慨：“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算是彻底地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然而，即使伟人和专家为之正名，也不能说帝辛就有功无过了，只是于历史人物而言，应用历史的语境来评判，不可偏听偏信、有失公允，亦不可超越时空、指鹿为马。
《封神》的存在（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大抵于政治因素无关，倒是道教思想的一种宣教。而它的困惑也在于，离历史的真实太远了，离现实世界则更是遥不可及——幸好，历史不是小说。
2011年6月21日
(1)语出《史记·殷本记》。
(2)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
(3)语出《论语·子罕十九》
(4)语出《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