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下的民主与自由】
古希腊城邦的政制形式是基于奴隶制度基础上的民主制，为他们提供了思想发达所必须的言论自由在富强的雅典城邦内，大量的公民摆脱了生产劳作，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生活在其中的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也同样如此。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历史上最强大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雅典民主制度最辉煌的时期。这是个空前绝后的时代，社会环境给了他们发展哲学的空间，而他们也将自己博学而深邃的思想沉醉于哲学思想中，一切的偶然因素汇集到那里，造就了这个历史上的奇迹。但是，雅典的衰亡与此同时也开始显现。
城邦大量的参政人员耗费了数目不菲的财富，国库日渐空虚,由于战争使得对外贸易中断，雅典自身的土地又无法为城邦的居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加上经历了一场艰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经济基础几乎崩溃。雅典的民主制度不再像之前的一样充满活力和激情，社会状况也混乱不堪，雅典城邦开始由辉煌走向低谷……
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糟糕，人们更为操心的是自己的生计问题，大多数公民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主见而是成为了野心家们的傀儡。一批依靠蛊惑人心当权的民主派首领，没有是非原则而只是将公民大会当作他们打击异己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工具，人们对于政权的公信力己经丧失信心。
这样的民主制度已经丧失了最初的精神，原来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已经是一纸空文了，“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堕落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雅典唯一可以用自己的威信来调节贵族和民众之间矛盾的伯里克利的去世，国内的矛盾逐渐开始变得无法控制，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的冲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境况下爆发的。
【智者运动】
伯里克利时期，普罗泰戈拉作为第一个智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早期智者们为维持雅典政制所必须的技艺到处传授自己的知识，他们开始了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开创了一个新的伦理学时代。
智者运动的智者们大多出现在稍早于苏格拉底以前或者同时。从事收费教学，传授辩论、演说、诉讼修辞以及治理城邦知识的职业教师。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超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范围和能力。认识的基础在他们这里已经松动，这使得他们的哲学和学说的内容被形式掩盖，进而产生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于是，重新为认识和知识奠基便成为了苏格拉底哲学的任务和自的，而双方对知识理解的不同，就成为了双方冲突的核心。
【从宇宙论时期到人类学时期——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的相同点】
在信仰问题上，普罗泰戈拉公然宣称自己不信神，并由此招致了雅典的惩罚；而苏格拉底则是相信自己的“灵机”而不是传统的邦神，这也成为了他被控告的一个有力的理由。在面对前人的哲学思想时，他们都选择了摒弃本体论哲学，放弃了追寻世界和万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转向了人类本身的世界和生活。虽然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始产生分歧，但是随着他们的争论，把哲学从“宇宙论时期”带入到了“人类学时期”，人类开始了第一次的自我反思。
【关于美德与知识的辩论】
“美德即知识”，这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常驻的、永恒不变和确定的，他把美德与知识等同，最终的目的就是人类可以通过知识而获得美德，最终人可以在实践领域内实现自己的幸福，并且可以获得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自由。因此美德即知识观念的形成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中心”。
而普罗泰戈拉则将自己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放到了道德中，他认为美德是约定而成的，人作为约定的主体是有权利在具体的情况下对约定进行修改的而苏格拉底则认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确定的道德价值，这对于道德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苏格拉底并不否认在各种不同的美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更强调“它们的有机联系即它们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构成了作为整体的美德，并且是苏格拉底“道德体系的核心”。
【有关Physis与Nomos的争辩】
Physis在古希腊语中的涵义是自然、本性、本质。而Nomos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
拥护Nomos的一方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秩序和动物般的，而为了保证人们可以共同生活和城邦的利益，人们必须依靠法律作为公民的约定，人们必须共同遵守，否则的话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城邦整体的存在都无法得到保障。普罗泰戈拉就是拥护Nomos的代表之一。
而另一方则强调人的本性具有不可抗拒的作用。他们努力想建立起来基于人的Physis上的Nomos。他们看到了传统的在社会当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传统的无法保证正义，而且还成为了Physis的桎梏所在。他们还发现了由传统的所形成的法律，只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推倒传统的法律、伦理规范和生活准则。而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他是赞成Physis的。但是又和赞成Physis的智者们有所不同。他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如果人类要有一个共同而确然的道德准则，那么唯一的基础就是人类共同的、不变的本性，而并非像赞同的智者们一样将人的自然欲望作为基础。
【一与多——关于最高真理的讨论】
普罗泰戈拉看到在人类曾经经历的历史中只有习俗的变迁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信仰对象或者一个不可动摇的行为、道德准则时，而得出真理是多的结论。从时间上讲，信仰前后不一；从地域上讲，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邦神。于是，普罗泰戈拉对于习俗的不尊重，也就使他对于信仰、对于神毫无兴趣，同时也无法认同人类会有一个共同的善和真理。既然如此，能够成为衡量世间万物的唯一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这里则是感觉和个体的人。于是普罗泰戈拉便由“人”这个标准出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有着多种不同原则的世界中，并且在人类世界中是没有最高原则的。对于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坚决反对。
一心要通过人类自身理性来寻求确定知识和人类普遍、共同的善的苏格拉底，在看到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带给雅典社会的恶果时，认为这是人类在思维和道德上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因此重建一个有固定的最高原则的知识和道德就成为他的任务。而他首先所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