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教授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有《〈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讲到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并且故作掩饰的事，末尾提到当时大陆的历史学者白寿彝指鹿为马混淆黑白，反而诬陷钱先生的书抄袭郭沫若，所引其诸语皆作谩骂泼污，典型的文革中扣帽子喊口号之举。我颇为费解，这白某人怎么着在大陆历史界也是名气在外，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有所耳闻，何至于如斯之卑劣也！下午在图书馆随意翻书，看到一本陈旧的《学步集》，恰是余英时提到的那本白某人的书。略为一翻，果然污臭扑鼻，几不可闻。对于当局最高领导人，一口一个“毛主席”，叫得那个亲切。每两句话就宣传一句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胡适先生，在他那里则被呼为狗奴才，钱穆先生是不学无术，是维护帝国主义的走狗。该文写于1960年，那时候文革似还未开始，这个白某人已经开始了他喷污水拍马屁的学术之路。
我对历史无甚研究，不敢妄评这白某人是否“不学无术”，但就这种卑污丑恶的行径，连做人的资格都让人怀疑，又怎么去恬然谈学术，而且是骨气有尊严有气魄的中国古代史？在那种严酷的政治气候下，不期望你有副铮铮铁骨正直心肠，甚至你可以应付时局喊两句马列主义的套话，但像白寿彝这样从骨子里为当局效忠甘心做走狗奴才的学者，也真是让人少见，大陆知识分子的廉耻脸面早被这样的人撕扯得狗屁不是。无怪乎白寿彝为郭沫若摇旗呐喊，唐抄宋诗般地说钱著抄袭了他，但人家郭沫若也是为了混个正部级，白某人干出如此令人不齿之事我却觉得无法解释？莫不成真有天生的走狗奴才，而出于阴暗的补偿心理，这样的人最喜欢把奴才走狗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在《学步集》前面的序里，我又看到了白某人坚决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永远跟着伟大英明的华主席走的口号，他真是有着狗一样的政治嗅觉。
我想将来政治氛围允许的话，把这些在白色恐怖下露出丑恶嘴脸的学者专家教授的无耻行径，裒凑成一集，作为后日观照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文献资料，有甚以警醒后人者也，如岳庙前的秦桧跪像然，亦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读书，看到陆侃如、冯沅君二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以前看书的时候也经常看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非人迫害。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念兹在兹的文革博物馆到现在还不见影子，我想假如在政治氛围允许的情况下，又是政治氛围允许，把知识分子从1949年至今的耻辱血泪史编成一集，甚至他们在那个环境下不得不说的违心话不得不做的违心事，但终于还是坚守住了最后一点做人的底线，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五千年知识分子之厄运，未有若这六十年之烈之惨者。对于那些还拿焚书坑儒清朝文字狱举文化专制例子的人，我想我可以嗤之以鼻。　
读过陈勇的《国学宗师钱穆》，然后又读钱穆先生自己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方觉陈著的整体构架皆是在这两书基础上，不过又加入了很多阐释和补充性的东西。但是有许多大关节或者重要细节又为陈书所省略，当时有些疑惑，读过钱先生自己的自传后方了解始末缘由。可见为人作传之难，尤其为学者文人作传，因为他们大多并无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可写，但你若一味胶着于他们的作品著作思想，则又会遗漏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却是关键的事件细节。想起前段时间读的《朱生豪传》，作者只好整篇整篇抄传主的作品书信，亦甚可叹也。
看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仍感觉不甚满意，过于学术化历史化，反失夫子和蔼可亲之为人。至于那些细说或者章回小说的《孔子传》，相去之远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我毫不怀疑钱先生确实深刻体悟夫子之为学为人，但是自己明白容易，要写出来让大家都能体悟懂得却是难上加难，此人不但要有儒家之情怀，深厚之学行，亦需要非凡的文采和运笔，庶几可现夫子之真相于后世一二。感觉读了这么多，还是《史记?孔子世家》写夫子最为传神，让人目睹亲聆，让人神往崇拜，让人扼腕叹惜，写夫子见南子一段，中有“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一句，让我不禁失笑哑然，不得不叹太史公“彼为何人哉？彼为何人哉？”，其他人就算写一百万一千万字的孔子传记，也万难出现这样一句。而结尾的夫子传赞，不但令人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夫子之神采，亦可以千载之下活现太史公之神采。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拿起笔，把夫子之为人风采为学神魂彰显在今人面前于万一，亦不负我读过几本书，亦不负我写过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