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事业部委托烈华主持的“于丹现象”话题讨论从5月12日晚上8：00在事业部论坛发帖起，至5月19日截止，相继有近百名优秀作者和网友陆续加入这个焦点话题讨论的行列，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共计独立发帖12帖，参与主题帖讨论的跟帖数量达到520帖，点击阅读一万三千多人次，气氛异常热烈。在大家热情洋溢的讨论、争辩、驳斥和解释中，涌现出一批经典的言论。通过这次讨论，让我们挖掘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大家的眼中成为焦点，必然有着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有人大代表指出造成当前社会不和谐的问题有十大热点：1、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临界点；2、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3、就业难、失业率高、劳动者维权难；4、社会保障滞后、漏洞甚多；5、腐败分子前腐后继、反腐倡廉迫不及待；6、社会道德规范失控、诚信严重缺失；7、言论不够自由、公民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8、社会治安差、缺乏安全感；9、信访难、上诉难、告状难；10、教育、卫生等垄断行业弊病甚多。
此后不久，一本《于丹<论语>心得》红遍大江南北，粉丝日众鱼丸多多，也激起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于丹的人，往往只从于丹对《论语》文意的解读是否正确上着眼，而忽略了内容的贴近性和亲和性，而这恰恰是于丹最大的成功之处，也是《于丹读〈论语〉心得》的价值所在。于丹能把一部学文学的人都读不下去的古书，讲得男女老幼都兴趣昂然，在于她把圣人的教导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
有人说于丹是“文化奶妈”，这名字虽然不如“传教士”堂皇，但作用是相同的——把你不知道的经典和道理用最好理解、最贴近的语言告诉你。保姆在城市的流行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文化奶妈”的受追捧是文化补养的需要，需要产生市场，需要产生价值。
红袖网友贫民说：“现在社会急剧发展，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许多人在追求丰富的物质填补内心的空虚，可终究掩不住心灵的寂寞。社会以物质财富为标准衡量人生的成功与否，简单的物质化的标准让人们无所适从，而内心不稳的价值体系又不能让人们寻找到精神的家园。把过去的经典变为现在的通俗，并用来温暧人们的心灵和为受伤的人们疗伤，这是于丹的功用。《论语心得》给心灵孤独而又寂寞的人们以寄托，给了人们一缕聊以自慰的灯光。”
杂文编辑铁血男儿说：“时下的国人已经逐步地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值得珍惜的，一些优秀的经典，不仅会给我们智慧、信念和力量，其精神营养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于是人们渴望了解经典，渴望与古代的先哲们对话。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于丹真正红起来的原因。”
以他们为代表的众多网友发言，肯定了于丹的积极作用，是正确而恰当的评价。而扮福娃的“心灵鸡汤”论、向阳村的关注民生，胜于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独孤不败和钓雪居士的哲理分析，姬采薇的话语权议论，以及其他所有斑竹和网友的精彩言论，让我受益匪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千多年前，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千多年后，于丹以十分之一《论语》火天下，如此看来，《论语》简直是一部神书。
这么火的一本书，要是不把它讨论透彻了，那就真是对不起于丹了！
通过这次讨论，至少让我弄清了下面几个问题。
1、于丹做错了什么？
答：她什么也没有做错。于丹掀起国学热，引起读书思考的热潮，功不可没。
但没有做错不等于没有说错。她的《于丹<论语>心得》确实存在一些瑕疵，需要指出来。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位古文根底深厚的退休官员，和柳树下的童年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于丹《<论语>心得》有点儿假大空。里面的许多故事是哄小孩的，经不起推敲，此为‘假’；以《论语》、《庄子》的名义，实际上跟《论语》、《庄子》没有多大关系，扯大旗做虎皮忽悠那些对古代经典一知半解的人，此为‘大’；她那些所谓的道理很多人都会讲，空洞得很，此为‘空’。”此话虽然有点过激，但绝非空穴来风。
2、可以批评没有错误的于丹吗？
答：当然可以。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封建专制社会才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使批评错了，也是不要紧的。我们吃“两个凡是”的亏已经够多了。
3、可以赞美于丹并且反批评吗？
答：当然可以。有批评就有反批评。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越察越亮。但一切批评和反批评都应该理性而平和，而不能人身攻击。
4、批评于丹是不是已经过火了？
答：没有。据我估计，赞美她的粉丝不下100万，对她持批评态度的不超过1000人。
5、批评于丹会造成中华文化的衰落吗？
答：中华文化没有那么脆弱，更不会一批就垮。
6、为什么不能对于丹更理解、更宽容一些？
答：因为她是教授，她的书已经被许多人当成教育孩子的指南，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人们有理由对教书育人者精益求精。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谁都可以对其进行解释。如果只有一种解释，且这种解释为少数人掌握，这不是对待经典的好态度，而是垄断经典的解释霸权。
解读于丹、讨论于丹当然需要，它是破除解释垄断的一种方式。但它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谁的解释是对的？二是用什么眼光去解读？
孔子、庄子已是几千年前的人了，对他们的解释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事实也回不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解释，用现代化公民的眼光去解释，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而复兴中华文化。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垄断话语，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可以的。解释本身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人活着就要解释。怕就怕文化专制、舆论一律，怕就怕因为有了一种被多数人认可的解释以后，就排斥其他各种可能的解释，造成“多数人语言的暴力”。
但是，如果只是站在于丹的反面，将道理再说一遍，而不拿出过硬的令人信服的道理，那就毫无意义。就好像一个人说，葡萄是酸的，另一个人说，是甜的。如果不说明葡萄为什么是甜的，或者为什么是酸的，那么对第三方来说，就等于没有增加任何知识。
如果先前于丹的书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