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难的书写几乎渗透在每一个优秀的作家笔下。这不是作品吸引人的秘密，而是针对生命的存在，苦难最接近人生的本质。当我们要透过平庸的现实关注生命之时，苦难的设置将我们眼睛的穿透力增加到尽可能的大，我们由此而看到了生命的力量，看到了生命的忍忍，看到了生命的平庸而单朴的美。
肖洛霍夫对苦难的描写沉静而力道充足，他写伊里伊奇娜听说丈夫的死讯，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变得内向。这种沉静的叙述像俄罗斯广大的地域一样有一种广阔而长足的动人力量。这一点上，余华在《活着》中也有同样的表达。只是这种平静的叙述已被当代的批评界起了新的名称，什么零度叙述，或者零度以下的叙述。但本质上，优秀的作者一定会超过时代的、国界的、地域的界限而惊人的相似，这里不排除后时者对前时者的学习，但这种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文学艺术共同规则的存在。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路遥为广泛的下层读者所接受与喜爱，尤其是农村的或与农村有根深蒂固联系的人们更是如此。但却为批评界所冷落，原因很简单，只因为路遥是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作。作品平白朴素，没有花样的叙述圈套，不用批评家长篇大论的去解读，只要有初中文化的水平都可以阅读。但是，这不等于路遥的小说没有艺术的力量，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的笔力可以同他相比。他说，在中国，现实主义不是过时了，而是根本没有充足的发展，所以他写了《平凡的世界》。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同样集中力量叙述了苦难的形式，只是这种形式采取了更加的平常的、日常化的形式，而不是战争或死亡的极端的形式。
与肖氏及余华等所叙述的忍受苦难不同的是，路遥提出了另外一种对待苦难的方式，即主动的进入苦难，像孙少平那样，想在肩上扛上一个麻袋，一直不停的走下去。这似乎可以归到宗教里的“人是应该去受苦以赎罪”的观点中，但它由于出现在当代的中国，又有其特别的含义，即在和平的年代里，平凡的人们在忍受比死亡、战争更加庸俗的贫穷落后的折磨，这显得可笑而可怜。人在忍受死亡的威胁时内心可以有崇高的心理优势，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但人在长久的贫穷麻木的生活中，只会慢慢的猥亵而死。所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及《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中有意识的表现出一种主张，他以孙少平的口，将其命名为“苦难的学说”，即主动地走进苦难，因为苦难可以让生命的力量得以表现，得以舒展。黄土高原的背景与俄罗斯广大的草原有很相似的情感空间，广漠、沧桑、开阔，读《平凡的世界》中有关景物的描写，与读《静静的顿河》中草原及顿河的描写感觉有同样的深沉美及开阔美。
路遥、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许可以与肖洛霍夫的并列而排，原因不是我在有意抬高我们中国作家的地位，而是他们字字有血的写作，对人生苦难的探索同样具有长久的动人的力量。
葛里高里，福贵，孙少平，当他们在路上相遇并看见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妇人痛哭之时他们会说什么，我的眼睛看到的葛里高里也许会跳下马来亲吻一下老妇人可怜的脸颊，福贵则可能坐下来陪她说一会自己的遭遇，而孙少平则可能激动的告诉老妇人，他就是她的儿子……三位作家，他们对苦难的处理方式尽管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流露了宽厚的温情的对生的爱。
生命与苦难永远是文学终极意义上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全世界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关注着，而不仅仅只有肖洛霍夫，余华，及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