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见，我的眼睛就不能算是摆设；我听得到，我的耳朵也不能算摆设；我还能说话，于是嘴也不算摆设。相对来说，眼睛和耳朵比较难控制，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就一定抹不去，只有嘴是我能主观控制的，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我们都知道做人难的道理，其实做人也简单，无论你怎么做，终归还是应该称为人。我们还知道人不分三六九等，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还是将这条原则放在嘴上的居多。这些人在公众场合或书面表示，坚决反对戴有色眼镜看人，至于他们行动及作为的背后，会不会有一幅眼镜戴在心里，则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现象有无意之为与有意为之之分，纵然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那么容易分辩。孙悟空的神通只是分析谁是妖魔，并用自己和外界的力量消除它们，前提环境是孙悟空要区分的对象只有“妖”与“非妖”，假如有一个似妖非妖似人非人的东西，就不光是孙悟空面前的难题，还是诸如如来、玉帝之类领导们的难题了。好在那是小说，是人编出来的故事，当然不能过于复杂，如果故事里的人物都需要人们去揣摩好坏，就显得太累了，就会失去许多脑子永远处在发育过程的人。而如果真有这样的故事或书，那些真正的领导者们便会利用各种含沙射影的莫须有之名将之毙掉，因为这种故事与书必定与欣欣向荣和安定团结背道。
信息的传递离不开眼和耳，或看见或听见的事件无时不刻在发生与演变着，政治老师教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是要求我们要对看见听见的事件进行剖析并灵活应对，这就一定会有南辕北辙的见解产生。眼睛与耳朵是忠实于现实忠于主人的，本身绝无欺骗的可能性，它们把信息原原本本地向主人传递，一丝不苟。而人们的脑子往往不怎么尊重眼睛和耳朵的辛勤劳动，常常把该忘记的不忘、不该忘的却忘了，导致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的荒唐局面。周先生说世上本无路，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荒唐的局面也挺适用，创造这种局面的人多了，自然成了顺理成章的正常局面。如果有人说他们是“麻木”，也定会招来口诛笔伐，——有这么多的人做的事，能是“麻木”么？
眼睛与耳朵接受着千姿百态的事物，也不乏有千奇百怪的事物在内。人们都将这些事物归于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只限于谈资一级，再深入或宣传的话，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了。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又不遗余力地向大众提供这些千奇百怪的话题，供人们一谈。这就矛盾了，提供人们谈，而不能让人们谈得彻底，这不是和请你吃饭，却又不让你吃饱的道理一个样么？不如干脆别请人吃吧？所以眼与耳不管牢没事，嘴巴却得管牢，免得滋生是非。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已经快要告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起码这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似乎为时不远了，各级政府报告和新闻拎播显示无一例外都是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就可以证明，我们的领导们正在带着广大人民轰轰烈烈地迈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尾巴。这是耳朵的功劳，但不知是谁说耳听为虚，眼见方为实，估计是不怎么懂事的古人，因为这句话是有些年头了。也反证了脑子永远处在发育过程的古人的浅薄无知，反正查无实据，无从定罪。要是这句话成为真理的话，那么就是明摆着与厚厚的报告作对，间接地与领导们作对。所以我用凛然的正义呼吁，打倒“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语。
眼睛比耳朵有更强的优越性，从眼睛得到的信息比耳朵要具体得多。为了服从打倒“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目的，我们就不应该看到那些对打倒不利的东西，否则将很难打倒它。行之有效的对策是让多数人成为盲人，这可有点不人道，也没有人能够付诸实施，那么，我们起码应该假装成为盲人，有选择地看事物，吸取荒唐局面的教训，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坚决不看。且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即万一不幸看到了真相，也应该从心里自责自省，保留社会的一片洁净是最重要的。加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育，人们便会“有耻且格”了。觚始终是觚，百姓始终是百姓，从中推论出百姓的眼睛、耳朵只能是百姓一级的眼睛与耳朵，如果百姓的眼睛与耳朵都变成领导的眼睛与耳朵的话，社会还不乱了套？
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非盲似盲，非聋似聋。具体怎样做呢？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显赫的人亮出了他的微薄的家底，我们应该为之动容，居得如此高位尚且两袖清风甚至居无房行无车，反过来我们不该加强对自身生活习惯的朴实程度的检查？又比如我们听到了人们对此事的无端谩骂时，把我们的责任感应该充分体现在维护和谐以及纠正这些脑子正在发育到初级阶段的阶级同胞的错误言论上面，使我们的整体发展趋于稳定。
至于嘴，能做到以上要求的话，自然就跟着洁净了起来，与眼和耳不同的是，嘴不能哑，要用到教育那些难免出现的错误言论上，由此可见，嘴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