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私事、国事与东南海事
气温一天天升级，烦躁越发加重起来。西安本来就是个火炉子，这一热起来，真要命，扰得许多事都无法去做，这定是一年之中注定要有些损失的季节。个人的事不顺当吧，连东海、南海周边的敌人也凑热闹真给力。这不，日本在东海才给我们强行施行了他们的法律；南海这边，听说那些小不点儿的国家，还真的对南海的中国渔民动开枪炮了；尤其是越南。
听说越南近多年来也在改革，并且很有些成就。这国家咋跟人一样，刚有了几个钱、倘若再有个亨啦、腕啦、款啦之类的撑腰，就牛逼得近乎装逼。你说你越南贱不贱，中国不愿意与菲律宾和印尼过招，是因为隔着大海难以下手；你越南也太没眼色、太不知自己姓啥为老几了吧？要说一旦玩开真的，打陆地人肉战、扔导弹手榴弹、拼刺刀，上次是打到你们凉山罢了手的，这次就非踏平你们河内不可。
晚间在夜市上，邀友人纳凉闲聊吹牛喝啤酒小酌，本来就因个人的事烦乱，话多声大了些。不曾想，坐在跟前的平时点头打招呼熟人们，一听我说起这些东南海边的国家大事，都趁着酒兴、隔着桌子就发了脾气大吼道：打他越南狗日的！敢跑到我们的海里挖石油、捞鱼虾不说，还敢耍枪炮，在我们中国渔民的跟前扎狼狗势呢！还不趁这机会下手，再打他个狗日的。随说着，那酒嗝先打个没完。笑，我赶紧劝他别伤了肝。
说实话，世界上可能再也没处去寻找中国这么好的人民了；前多年，阿扁要台独、达赖胡乱来、热比YA胡乱说，还就是这些底层的闲人们先喊了打声的，着实的可敬。自己的终身大事尚且不知如何下场、自己的烦恼尚且不知有没有解法、自己的这顿酒钱可能还要找老板赊欠，但那国事，显然是头等大事；这都赖那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功德吧；其实匹夫也只有在此种时候，才能彰显出一个国家主人的气概来，尽管网络上还布满着许多有关这些事情的禁忌的词汇。人民这么的热爱这个国家，还请国家也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是嗬……商量着办吧。
之二、历史与循环
常言道，秋愁夏烦。年龄渐渐涨了，用红楼众钗骂宝玉的话说，“都一天大似一天了，还这么死皮赖脸的不懂事”。按说，长大了应该越发要成熟一些吧，可是没有，越来反觉着寻不见北；但绝不是人夸的来着，谁夸一个中年男人干嘛呢？又不是美女，总有人想打主意。
找不着北，归根结底还是没有主导思想。本来这社会是有主导思想的，就是挣钱、挣钱、挣大钱，越多越美；当官、当官、当大官，越大越好。只有这样，房子、车子、妹子才有保证的。但社会上总是狼多肉少，这是规律；总是不得意的人多得多。于是，做官发财没有路子，不得意的人才有了闲时间来怀旧伤感。
人闲了就伤感，伤感了就容易怀旧、就容易感思历史。有人说，历史竟然在惊人地循环着。
可能是追求思想境界的人们，多说当今与先秦时代相似，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时。可能是富贵到手、正在得意的人们，多说当今即如大唐盛世；他们一边享受着物欲的刺激，一边吟诗曰“数风流还看今朝”，尽着情欲的雅兴……有些花样的说法还很多：混得落迫了的人，把当今比作民国，说是当今比民国的税还要大还要多，简直叫人没法活了；读了武侠作品入了迷的人，大约还说当今其实更像水泊梁山的时代，人都被逼得在铤而走险，不光是贪官。
但我却觉得，当今更像魏晋时代。魏晋的贤人们，先是对曹氏子孙有看法，继而也对司马氏祖孙有意见。但因怕杀头，又不敢明说，于是就饮酒呢、唱曲呢、舞剑呢；衣衫不整、装疯卖傻；或跑到山林间隐居起来，给官也不做；更有几个，以七贤为代表吧，他们著文作赋演说，反对礼教；其实不过是借反对礼教来反对司马氏当局罢了。
当今呢？你看，贤人们看起来似乎都在做学问、当学者，解说论语呢、解读三字经呢、批三国呢、论红楼呢；其实大多还是叫人看不明白的，甚至连讲的人也糊里糊涂。这样的人，也都似乎像学者、像专家了，结果争议一出来，惹得观众们或笑或骂曰：真是闲得蛋疼了。
其实历史，还有一个规律性，这现象也在不停地循环着，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起码，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的，似乎隔一阵子就逃不脱。
之三、网络与时尚
有了网络真好，叫人懂得了许多时尚；也免得被人讥笑为乡巴佬。除了确切地能学到一些知识外，比如还知道了许多与知识有关的八卦新闻，能来做为平时以示更加博学的谈资。原来那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们，再也不像传统那样，是传说中的德才兼厚的中国文人，例如杨振宁的爷孙恋，一时半刻，真的还叫许多人缓不过神来。
其实中国有个认识上的传统陋习，就是以为这些好色恋财之事，多是流氓和强盗所为；成功了的流氓强盗，就是王侯。所以这贪财恋色之事，当是王侯们的本份，而百姓们尤其是文人们，当避免的，如何敢去越雷池呢？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也并不是。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连中国乡下的农夫们，倘若当年多收了几石谷物，也思纳一小妾来示阔绰的；这也就难怪了，当今之发财、升官者之世相如此丰富说不尽也哉。
因而，由此衍生了现在的社会，有一个不太正常的时尚意识，就是百姓们多都仇官仇富。究竟是非根底如何，我是不敢乱讲。但粗浅地看来，原因可能是中国官商之间的关系不大正常所致。但中国的官商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不正常的，例子举不胜举。
比如说，古代先秦时，吕布韦的生意，原本就做得好。但他做着做着，就不好好贩运货物，而做起了皇家的人的生意，打起了嬴氏江山的主意来；有了这种欲望的结果肯定是，官与商想分也分不开了，想正常也正常不得的……事近还有，民国之初时，宋耀如的生意也算是做得好的；不然怎能援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呢？但是，以后来宋氏裙带们在花旗银行的存款额而言，纵使宋家垄断了整个印刷行业，恐怕也是无法富到这种成度。可见，生意做到了极致的境界，就与国家有了关系的；官商又如何分得开呢？毕竟民脂民膏是取之不竭的。
所谓“富可敌国”也欤？是不是说，只要太富了，就是与国家为敌了呢？不得而知之。说的太远了，也与百姓们无关。百姓不去关心这些，也能祖祖辈辈平平安安地生活，尽管辛苦了一些。视而不见，反到无忧。就像咱们爱读书的人，都知曹雪芹、鲁迅厉害，非常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