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贴了一篇《昨日的陈述》的小说，许多读者可能发现，我其实已经偏离了以前的小说写法，当然更多的是在叙事结构方面。我很清楚，这样的小说贴出去是没指望能得到什么意见的，因为读者是否能够有兴趣看完就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文学尝试，当然也可能是一场冒险。无可否认，在原有写作的经验上从事创作许是最安全的，也是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我之所以选择用较现代先锋的写法，并不是说传统小说的作法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表述的需要，事实上，对于传统的叙述方式我可能也把握不好。
我曾问对先锋文学有一定了解的志文师兄，我说我想去学写一种比较先锋的小说作为一个尝试。他不置可否，但首先让我清醒估定重复别人写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当然作为尝试，他最后还是给予了莫大的鼓励。我认为先锋文学虽然前人已经走过的路，但模仿这至少是一种汲取和学习，于是我就开始写了这种先锋样式的小说。
我不同意有人说这是形式主义，为什么一个故事非要用这么复杂的方式去表述？我想说，这不等同于形式主义。诚然，过分形式可能削平文本的内容，但是反过来，如果过于拘泥墨守成规，没有探索，也就消解了文学写作的意义。我只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表述方式而已。
我在这篇小说前部分基本是用一散文化的手法来写的，而后面才是插入主线，可以说是纳入了些小说和散文的元素，这就关系到了融合的问题，融合得好固然皆大欢喜，但如若融合得不恰当，极有可能就是“二不像”，未免不伦不类。我不敢说自己融合得怎样，毕竟初学者是没有功底可言的。
很久以前自己就有这样的想法，何不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来写作呢？这样是否可以拓展文本的容量和主题表达的多义性？当然力图打破单纯文体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很久以前废名就这样做过，学者敬文东也提出过“综合写作”，作家祝勇的《旧宫殿》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的突破口。作一个比喻吧，我们通常说，在一个杯子里装石头，还可放沙子，然后再灌水，似乎魔力无限。但为什么就不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杯子呢？当前者达到一定程度饱和之后，你还能再灌些什么？瓶颈状态的产生往往就是这样来的。而后者却潜力却是很大的，它能容纳更多的东西，只要一样不荒废精细的工夫，未必就大而不当。
在《昨日的陈述》中，我也作了一些适当的结构处理，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些障碍。技巧可能很拙劣，但我并不是在刻意去追求扑朔迷离的效果，应该说是在试探文本的韧性。我认为一篇小说能够构筑，同样也能解构，我想采取一种解构小说的方式来构筑小说，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想，为什么文学艺术都不能逃离公共性的制约和影响？我知道，文学不是孤芳自赏或者纯然的象牙塔，纯文学虽然是传达写作者的美学情致，但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也无法排斥市场和读者，我怀疑这才是中国先锋小说家风靡一时就很快失落了的缘故所在。我记得有一次苏童去作讲座的时候就这么说过，“难道我真的要写一辈子别人看不懂的小说？”因为80年代过后，先锋小说几乎是没有市场了的。
文学写作是否有功利性？我向来痴迷于探讨本质问题，因此有段时间我一度向几位师友讨教，因为这关系作者的创作动机，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我想是经得起拷问的。
我记得作家龙渊在《文学的艺术阐释》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学创作没有功利性是无法可想的。起初我很以为然，认为确实如此。但到后来，我忽然想起了卡夫卡和艾米丽·狄金森，他们进行的都是纯粹的个人性创作。那么，他们属于什么？或许卡夫卡弥留之际要求自己的朋友把自己的文稿销毁是个伪案？任何作品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从血肉里长出来的一样，卡夫卡或许意识到了他朋友不会这样做（请容许我对大师的揣测的不敬）？又或许文学功利性与否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甘典江老师的回答是，卡夫卡的写作一直是在为抵抗无处不在的焦虑和恐惧，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写作者的欲望和目的，可归类于泛化的功利性（当然一般意义上不叫作功利性）。
泛化的功利性？
也许唯其模糊，这个问题才会值得我探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