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指长期生活在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并获得收入，但户口在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
农民工群体以初高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受教育程度偏低，但相对于农村人口，他们却属于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群体，各种歧视的出现，加剧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的迅速下降，这些遭遇对农民工的心理、精神面貌产生了无法抹去的影响。于是他们极易对现状产生不满情绪，容易产生挫折感，形成压抑、烦闷、消极厌世的社会心理，甚至容易产生各种攻击性心理、报复性心理以及其他反社会心理。因此，城市的农民工问题在城市发展与稳定的研究中，受到特别的关注。

收入问题和户籍问题是一对彼此相互影响的问题。就现阶段制度而言，彻底消除城乡差异，需要相对长期的努力，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通过给所有的农民工解决户口，从而消除户籍问题对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影响，在短期内是不太现实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类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还是比较严的，非城市户口落户大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很高，能落户的基本上属于投资移民、购房移民和技术移民等。
农民工由于收入低，缺乏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被投资移民政策排除在外；由于收入低，没有对自身进行足够的教育和培训投入，被“技术移民”政策排除在外；由于收入低与房价过高因素的共同作用，“购房移民”对农民工而言又是不现实的。因此，农民工在各项非城市户口落户政策中被排除在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落户城市的可能。
面对我国日益增多的教育机会，城镇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来改善自己和家庭弱势地位的愿望的确越来越迫切，但是，偏低的收入使得他们对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有限，相应的表现就是他们对教育的投资数额越来越低于高收入阶层。许多农民工因为收入太低，而在子女的教育上退而求其次，甚至部分农民工子女因此而辍学、失学。子女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容易使农民工通过代际流动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破灭，从而产生对社会不满的心理。农民工收入很低，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却很大，包括城市高生活成本、孩子教育和住房压力。城市里诸如住房、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教育服务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农民工很难享受到。他们在法律上与城市居民同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但又不能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客观环境为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得不到城市市民的信任，这就容易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乃至行动上的对抗，成为城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虽然农民工社会保险利益的实现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努力的问题，但农民工的收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我国，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现阶段却出现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而退保率升高的现象。一项有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调查表明，调查的农民工90％以上没有购买养老保险，83。2％的农民工因为收入低不愿意购买目前推行的养老保险。
对于农民工来说，保证眼前的生存、温饱才是最大的权益。社保本身就是一种最低的社会生存保障，农民工退保，剔除制度性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过低使得他们不得不首先顾及眼前的生存，无力支付将来养老保险的费用。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的字面意思就是社会安全。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特别是对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