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批评道，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要大兴真抓实干之风，切实解决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的问题”。（01月21日金羊网－新快报）。
汪洋的这席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当下一些地方的干部选拔使用画了一个像，说出了干部选拔使用久已存在的乱象。
“忽如一夜春风来，”官员们的派司都换代。短短几年来功夫，官员们的文凭就来了一个大跃进，现在的官员中是博士生不稀罕，硕士生寻常见，本科生已普遍。就是笔者所在的山区县，在科级以上的干部中几乎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了，博士学历的，硕士学历的也大有人在。乍一听，官员们都是这么高的学历，好象都是学者型、知识型的官员，应该是知识更丰富、思维更开阔、眼界更高远，决策更科学。应该是方法更好，效率理高。但是，实际中是有些官员学历高了，但是能力差了，搞决策时还是靠拍脑袋，做具体工作时还是率意而为，遇到困难时更是不知所措。更有甚者，有的硕士、博士官员竟然连最基本的人情事理都不通，连最起码的社会常识都不懂。在做群众工作时不仅不能对群众晓之以情、动这以理，反而还说出一些有悖常理、有违常情的话来，让人反感，让人生厌，更加激化了矛盾。被群众称之为驴子屙屎——外面光。
其实，这种外面光的现象不独在干部中存在，而是在许多行业都存在。笔者所在单位的青年员工几年之间几乎是本科化了，还有几人正在攻读研究生学历。但是有的拥有本科学历的记者却写不出一条300字的消息，正在攻读研究生学历的编辑却连什么是“三农”都不知道。一遇重大活动，一有重要报道还只得派那些学历不高的老记者、老编辑出马。
原来，在这些高学历中，除了有两人是正而八经的职前本科外，其他的本科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在职后取得的。有些人虽然拿到了本科文凭，但是却没有看过一页书，没有参加一次考试，没有做过一回作业。毕业论文是从网上下载后再请人稍稍变动一下，论文答辩是找关系去把导师打点一下。最后文凭发下来了，他自己者不明白是怎么拿到手的。
同样，在这些高学历的官员中，许多人并不是通过小考、中考、高考，过五关、斩六将后考来的，是凭自己读破几车书，做完几车题，想破前脑壳，思破后脑壳得来的。而是在参加了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后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法获得的。08年的12月20日，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在参加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的考试时，不就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破口大骂，并说：“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吗？据称，这个王显亮还是全国科技进步工作先进工作者个人。有评论说应该给王显亮的这一吼颁一枚“直言无忌”大勋章，因为他喊破了官员搞文凭实际上是用钱买文凭这一“皇帝的新装”。可以相见，象这样掏钱买来的文凭，文凭的含金量能有多少？文凭主人的水平能有多深？所以，“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但是，能够责怪这些官员放下工作去搞文凭么？想来也不应该。因为，现实中，哪怕你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响当当、硬邦邦的红派司，在提拔干部时，对不起，你就只好靠边站，要让那些手持红派司的官员优先。所以，社会上有“年龄特征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能力作参考”的顺口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民服务，在更高的职位上为百姓谋利的官员，怎么舍得因为缺少一纸文凭而与高职位，大权力失之交臂呢？更何况，有的官员买文凭是既不需要自己动脑，又不需要自己动手，还不需要自己操心，也不需要自己花钱，是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要想解决这种“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改变现实中的文凭崇拜现象，在选拔使用干部时，既要重文凭，但更要重能力，对那些只有文凭，没有能力的“绣花枕头”要坚决的拒之门外。对那些花钱买来的文凭要嗤之以鼻，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文凭发放审查机制，坚决杜绝买卖文凭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