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点粗浅知识的人，都知道可以将儒家思想和佛道精神简单地概括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并且在人生态度方面主张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事情，与世无争，方能专心致志，这大约就是人们把握儒道佛理论的总纲领了，而且已成约定俗成之势。
这种观点是有出典的，背后还有名人的支撑。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汉代名臣张良，就认为他功成名就之后跟着赤松子学习辟谷气功，炼神仙之术，就是在入世到一定程度，达到布衣理想之极限的时候，能够富有智慧地“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不失为“明哲保身”的人生策略。（《资治通鉴·汉纪三》)张良在庙堂和江湖、奋斗和退隐、富贵与平淡、时间与空间等等关系上准确定位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由此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结局。比起张居正之诛连三族，张良可以说是万幸了。而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奉为人生理想的，当数美学家朱光潜。凡是他觉得可以作为人生范型的人物，皆冠之以这句格言，来表达内心的认同。释迦牟尼如此（《悼夏孟刚》，《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弘一法师亦如此（《纪念弘一法师》，《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出世和入世总是在朱光潜的理想人格中得到调和。表面看来，这些名人行迹，似乎印证了人生态度确有入世、出世之分，但细细究之，这些名人行止都是将“入”和“出”融合在一个整体之中，无论是张良还是李叔同，都是在内在精神与外在功名、事业和人格上达到了“入”和“出”的统一。可见，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单纯的入世，也没有完全单纯的出世，至少在作为社会人的范型上，是两者的融通而不是割裂。朱光潜就认为释迦牟尼的出世精神即蕴含着慈爱的普世关怀。
那么，作为非范型意义上的普通人，是不是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就可以了呢？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似乎没有丝毫的出世理念来淡化他的发财迷梦，但他们仍然以求神拜佛的仪式来表达神佑其财的强烈欲望，仍然怀有对冥冥之中世外神力的敬畏与希冀，尤其当他们遭遇到商场风波金融风暴的时候，这样的表现就会更加突出。虽然他们的求神拜佛浸染着浓重的功利色彩，但显然是以“世外”的力量来补足“世内”的局限。一个勘破红尘的僧人，似乎没有半分的入世念头来打消他的皈依决心，但作为尚未成佛登彼极乐的凡人，仍然要食人间烟火，他们摄入的素斋就属于人间烹饪的一种流派，他们布施的慈善事业，也仍然要与人间周旋。只要他们不是野人和狼孩，只要他们还没有最后修成“罗汉身”，他们就不可能完全超越人间的生存方式。
如此说来，真正大彻大悟修成佛性的，总可以算是完全的“出世”吧？其实不然，佛学要求人超越欲界（欲望世界）、色界（现实世界）、无色界（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一个非有非无的“空”的世界。在这个空灵的世界里，是不分彼此、不划界限的，是一个思维和精神无边无涯、浩浩渺渺的世界，也是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美丑、善恶、成败的人为区分，一切混溶，复归本质，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出世”和“入世”的分辨，如果一味强调“出世”，就是着相，就是我执。道家亦如此，见素抱朴，返璞归真，就是要求人的思维回到婴儿混沌未开的状态。所谓纯，就是一，就是整体，而不是二元对立。
对人的知性系统二元对立原则的颠覆，儒家经典中也时有发生，《论语》一方面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又崇尚“名利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简约生活，这是入世还是出世？你能一言以蔽之吗？诚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先生采用“既……又……”的并列句式来表述人生命题，意在表明中国的人生哲学具有综合性互渗性的特征，并不表示所有的人格都是“出”与“入”的统一，都是别无二致的复制品。落实到人的个性，自然有阴阳刚柔勇懦敏钝的差异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弘毅，指志存高远，意志坚定。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对社会具有精神引领和思想批判的职能。如果“士”丧失了这种职能，完全被社会所同化，成为社会的应声虫，那么，“弘毅”这一本质性人格因素就会随之解体，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人格就会走向话语趋同的服从精神或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的高尚感、优越感也容易沦落为企业员工的执行力或嬉皮士的无厘头。而这，显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性，更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发展的未来趋向。
以上是就知识分子的本性而言，弘毅不仅是知识分子外部显性的标签，而且是知识分子内在隐性的精神底蕴。而在坚守本性的前提下，为了实现某种更长远更高尚的人生理想，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采取屈藏止息的隐蔽策略，构建一种无冲突的生存环境，为自己提供一种生长和伸展的空间，反而是一种理性和明智之举。正如“曾经沧海难为水”与“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两句看似相互矛盾的古诗，如果置于特定的诗学语境中则成一种爱的哲理：如果君心如磐石，自当痴情不改生死相许；倘若对方水性杨花反复无情，那就不能沉溺于爱的欺骗中难以自拔，而应该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缘。同样“士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也不是忽左忽右的思想摆动，而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人生应对方式。“士可杀不可辱”的慷慨之词适应于人性面临扭曲、人格尊严面临侵犯的关键时刻，就值得为人生真谛、人类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忍辱负重”的现实语境必然产生于人性不变、理想不移的前提之下，暂时放弃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利益，忍受一时的愤慨，避免冲突所引起的能量消耗，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运用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历史的重托。
这样一种人生的体悟，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周易》里，以及中国的图腾文化“龙”的形象上。“天行健”和“地势坤”属于两种不同的生存语境，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就是根据特定语境所作出的人生方式的选择，在不同的人生时段，同一个人也会呈现截然不同的人生姿态。“潜龙勿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恰好构建了“奋斗—成功—反思”的人生历程，这也契合阴阳此消彼长的自然规律。“龙”文化那种能潜能飞、能屈能伸、能上能下的姿势，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