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化圈中，出现了一种怪印象：以张扬性、吸毒、同性恋及自恋倾向的非主流文学越来越占据了读者市场；而弘扬爱与真性情的主流文学却在人们的鄙夷视线中逐渐枯萎，如同昨日黄花。
笔者如是说法并无贬低安妮、卫慧、郭敬明及九丹诸人的意图。物欲横流竖流已然不分的年代，谁也无法苛求众人相信亦或信仰什么，因为即便主流文学中多有说教做作的垃圾，更多做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反不及一些小资的可爱。譬如爱玲，纤巧玲珑的《金锁记》是让人把玩不尽的流苏。于是涉及到了纯文学。纯文学并非以主流和非主流区分，权威一些的官方解释已有数种版本。大致内容是一样的——所谓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学。依次类推，大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小至民间的说唱剧本都可纳如此列。著名作家张炜04年9月在山东理工大学关于《文学在当代的景遇》的讲座中曾对纯文学做过一些阐述。他说，纯文学不是功利性的谋取，不是陶然不绝的呐喊，更非市场化炒作后的虚假繁荣。文学是属于个人的不是什么人民大众。张先生是位年轻的作家，言辞间有股激扬于天地的正气。诚然，我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因为你无法苛求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少年公子描绘农村的山药蛋，更难设想生于乡间的民众作家熟稔上层社会的华尔兹。（除非他们有不短的经历与体验）。文学是分阶级的。而且这种差别在短期内无法消灭，正如人是有阶级性一样。事实就是如此真实而残酷。张爱玲的写作黄金期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后期她在国外曾试图写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秧歌》极其系列作品却大大的逊于前期。读来如同在看琼瑶阿姨言情小说中的抗日战争。如把她的秧式作品列为纯文学（尽管爱玲这番“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社会低层，应是他们喉舌，哪怕是副业也好。”的勇气可嘉），未免贻笑于大方了。
关于文学的市场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我们无法说那些凭文学吃饭，甚至写一些感性、写意亦或暴露文字的人是无耻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是迎合市场，只能反映我们日渐下流的灵魂。染上性病人的第一反映是骂到小姐的第八十八代祖宗，却不反思自己的好色贪欲造成的恶果。这就是现代人的人性。
当然，纯文学不属于此类。如果纯文学一旦在市场炒做下市场化了倒是一件好事情，但设若其作者在市场化中不幸存活，我打包票他或她绝写不出第二部纯文学作品了，因为他或她写作的目的已经不纯了。所以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作家的成名作品，已鼎之文。纸叶间充斥的全是字字的珠玑，穷酸的可爱。就象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姑娘，朴实，野性，灵惠，自然；〈白鹿原〉便是最好的例子。我看了一遍却能体味出这种美。（但我从就看不出陈忠实先生的〈丰＋肥＋〉的）。把这个姑娘打扮成染发，珠光宝气，坦胸露背装，让她倚门卖笑，我想并不能招来赞美，招来的只能是苍蝇和臭虫。纯文学大都是寂寞的。寂寞源于它的纯粹。因为纯粹而鲜少色彩，因为鲜少色彩而显艰涩苍白，因艰涩苍白而哽咽孤傲，因哽咽孤傲而凸现自我，因凸现自我而鲜有人问津。（当然不排除受大众喜爱的“纯文学”，但后来这些都成了通俗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永远是相斥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高雅和大众融为一体，因为二者本不属于同一个阶段。（老天，我决没有贬低通俗文化的意思。）
但《红楼梦》是个例外。
现在终于可以为纯文学下一个定义了。所谓纯文学，是指在自己所在或从属的阶段视野内，非以市场价值取向何为动机，独立创作的纯粹，自我，真性情的文学。
张先生在山东理工讲座是谈到《红楼梦》是我国第一布纯文学作品。这一点我不赞同。可能评估的标准有所差异。纯文学的鼻祖可溯及到魏晋时的一批光怪文人。秋雨笔下《遥远的绝响》中的主人公。那些阮籍，嵇康们用自己的文字和身体语言演绎了一种完美的纯粹。这种隐世超然的态度与梦阮石头记中开篇的《好了歌》有着惊人的相似：“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肖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超然于物外，为心而生，为心而死。可惜他们的作品早已遗失，无法为其找一个佐证。
如是说纯文学最早较为完整作品可汲及到屈原的《离骚》。毫不夸张地说这确是一篇纯粹之作，尽管香草美人自居的屈原有严重的自恋情结。大凡文人总是有一些自恋倾向的，自恋是某些灵感的源泉。林黛玉的诗情大多来自对镜自照的自怨自艾，因此纯文学作品也就无须具有“排恋性”了。
大当时《离骚》确业存在着读者群的局限性，像现在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读懂福科的《性史》。就像哲学，永远那么可怜兮兮地几个人，艰难低以一种僵硬的姿态去思考和传递，被世人哧之以鼻。
这可以说是所有纯文学作品的通病。
但《红楼梦》是一个例外。
我惊叹于它将雅俗糅合的如此美好的同时不得不将眼球投向了作者的个人简历：曹雪芹，名毡，字梦阮。祖籍辽阳，很早入满州籍，初为包衣，后为显赫一时的贵族世家。康熙五次南巡四次住在他家。曹家还是一个诗礼之家，其父曹寅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雍正初年，曹家因“骚扰驿站”罪被抄家，举家迁至北京，从此家道急剧衰落，后常住北京西郊，过着“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穷困生活...
不得不承认，文学确有阶级性。作者自身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价值辐射面。很多人把《红》作为小说（通俗亦或言情）来读的，这未尝不可，也正基于此，蜂腰桥下的蜜语，牡丹亭里的艳曲才回成了男女心中最原始的柏拉图。它确实有普及性。及到刘姥姥进大观园这种通俗性演绎到了极点，“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俚语里的妥帖而自然，引来众人喷饭。没有长期对下层人民的观察和体味是段难成此句的。
但作为春文学作品的《红》又是另一番姿态。
现今的大学校园爱情是一个人人鄙夷却人人离不开的话题。有些人郁闷成灾借恋爱聊以自慰（60％），有些人放任自我游戏人生（10％），少数人不愿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