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书法的朋友大概都晓得，“德”字在历代书法大家的笔下，心上都是少了那一横的。这不是错字，是别有意蕴的一种业界默认的书法变体，正是所谓的“心上无横才是德”的一种文化宣昭。
文化是什么？简言之，是推动文明前行的不竭动力。于内，是对人的本真、本性的一种纯化与升华，“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儒雅的风度是与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密不可分的。于外，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对社会、对善恶的弘扬或者鞭挞。就连土生土长的“小品王”赵本山都不止一次的说：“没有文化多么可怕。”
而知识就一定能成为文化吗？未尽然，知识更多的作用是提升一个人的能力，而能力如果没有文化的“骨”作支撑，便会乱了方向，也可软弱无力，成为一种附庸而存在。向善的能力越大，文化的引领功能愈强，同理，趋恶的能力越大，文化的破坏力愈盛。
这就必然涉及人的因素，说明白点就是文化人的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体现都离不开基本的载体－－－人。人是文化的受益者、承载者、传播者，构成我们现实生活里各色文化氛围的基因，是形形色色秉性各异的文化人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酒文化的热情豪放是喜欢酒的文化人酝酿的，茶文化的静谧安详是喜欢茶的文化人沏泡的，这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境界，一动一静，其中的内涵与文化人的性情不无关系。主流文化是正义的引领，庸俗文化是自私的膨胀，一正一邪，同样是两种文化内涵的争斗不息，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内部正与邪、美与丑的较量。
左右这种较量最后结果的是文化人的“德”。而这一个“德”字，在普通的非文化人大众的眼睛里，本就是文化人修行的善果。超群的能力、出众的才华、厚德载物的宽度理应是文化习练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人、文化大师理所应当的风范，否则，“十年寒窗苦”仅仅为“功名”吗？
正是有了这样的期待，便不难理解当孔庆东先生两次爆粗口时，人们对他的惊诧与指责，北大的教授可以这样出言不逊吗？
先说一件旧事，当然与文化人相关。1927年，安徽大学的校长是刘文典，鲁迅先生曾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有过记述。一次，安徽大学学生闹事，蒋介石亲临视察，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冷冷清清，也许是校方的漠视令蒋大为光火，命人把校长找来。出现在蒋面前的刘文典，瘦骨伶仃，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扣子也不整齐，蒋以为他的形象不配为一校之长，问：“你就是刘文典？”刘亦不然，反问：“你就是蒋介石？”蒋训斥其怂恿学生闹事，刘指责蒋是新军阀，盛怒之下，蒋给刘两个嘴巴，而刘飞起一脚踢中蒋的肚子。后果是权势战胜了文化，刘文典被驱逐出安徽。
相比之下，孔庆东先生只是粗口，还没有动手打人。文化人的粗鲁真的就会有失文化人的“体面”吗？我看未必，刘文典的粗鲁举动，博得全国文化人的喝彩，刘离开安徽后被清华接受就是一种力证。当文化遇到邪恶，文化人的儒雅是会转变成一种不可约束的力量的，这是文化人的“血性”。孔庆东先生粗口的原因是嫉恶如仇，他并不是对公众一副蛮横的面孔，这样的“横”加于正义的心上，我以为恰恰是大德。
中国历来不乏硬骨头的文化人，汉代某史官，因为实录当朝的丑事，被皇帝砍头，其子继任，仍据实而录。这是一种文化人对真实的敬重，贵于生命的一种敬重。屈原的《离骚》如果是文化人爱国的赤诚，文天祥的不降就是文化人气节的固守，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如果是文化人嫉恶如仇的本分，“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文化人成为文化人的一种天职。
不屈从任何丑恶的“横”是文化人真正的率真，真正具有文化的一种表现。没有了对丑恶的“横”，文化人便弯了腰去，贼眉鼠眼的形象十分猥琐，失去本质后必会多出几分“奴气”，这是文化的悲哀，文化人的不幸。当下将原本个性鲜明的人培养成同一类型的“呆子”，走向社会只会低三下四，这样的文化人如何能挺起民族的脊梁？这样的教育实实在在是文化的一大败笔。
南京大学校庆“论长不论爵”，是文化应有的本色。清华大学“万元一条的招待烟”，冒出的是“伪文化”的真有害气体。颐指气使向民众，你有的是权势而不是文化。横冲直撞于闹市，你有的是金钱不是自尊。而失了文化的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文化人的“德行”，失去“德”的文化人，即便是“横”卧于心上，德字亦将不德。
当文化闭上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实在是一种极其恐怖的事情。我一直不认为孔庆东先生不妥，孔门之后，又是学富五车，“礼”岂能不知？而孔先生的粗野何来？这样的“横”气多一些，是不是才没有白读圣贤书？
周恩来很小的时候就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还有多少这样的理想，当文化成为一种谋取私利的工具时，文化又是什么？
学有所成的文化人们，你那一肚子的诗书又是为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