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我与广播有着不了的情缘。我最早接触到广播是在70年代后期，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我9岁才开始上学读书的）。幼小的我对放在家里堂屋里的那台笨重的红灯牌立体声收音机，充满了好奇。因为它既能唱歌，又能将故事，还能播天气预报。中央台的小喇叭节目是我最爱听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小学读书，我家午后的大道边的水泥电线杆上安装了一个大喇叭。它能将县里的新闻及时告诉农民群众，还能播讲评书。印象中，我听到的长篇评书是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和《杨家将》。刘兰芳那极富魅力的声音，深深地吸引着我。每当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股子莫名的失落和惆怅。为了不简短收听，我每天放学准时回家，抓紧时间吃完饭后，就站到屋后听大广播里的评书。有时候，家里来客人了，吃饭迟，我干脆就不吃午饭，听完评书，直接背着书包上学。为此，我也没有少受大人们的责备和嘲笑。他们说我是评书迷。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到乡里的初级中学读初中，中午在学校的食堂蒸饭吃。当时，我们班上有个父母在供销社的赵业忠同学带来了一个袖珍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当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同学都会聚拢在赵业忠同学的小收音机边，收听县广播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由李野墨演播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阔大的教室里，安静极了，我们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并由孙少平的读书经历联想到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经历。广播听得多了，我就产生了写稿子的想法。没有想到我的一篇题目叫《细雨濛濛》的散文竟然被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家庭内外栏目播出。细心的班主任景文明老师还将这档节目用录音机录下来在班级里播放，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我写作的积极性。上高中以后，课业紧张，我很少听广播。但是每当周末回家时，我都会一边帮助家人干农活，一边调大家里老式红灯收音机的音量，听广播里的节目。那时候，我最爱听流行音乐排行榜、广播剧和相声类节目。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迅猛发展。电视机、影碟机，乃至电脑都进入了寻常百姓人家，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和品种大大增加了。我进城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农村的大喇叭了，相反电脑成了我们新的娱乐宠物。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买了一台袖珍的德生牌收音机。因为相比较而言，广播有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优势。诸如，你可以边听广播边吃饭，可以边听广播边干活，可以边听广播边休息。它能产生听觉的快感，而无视力下降的担忧。我利用早晚吃饭的时间，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本地台的新闻节目。它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国内外和地方的大事，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好参谋。
在我家不光我喜欢听广播，我的父亲也是个广播迷。上个月父亲63岁生日时，我打电话给乡下的父亲，问他需要点什么。“不要你们买什么，你只要给我再带一台小收音机回来就行了！”听完父亲的电话，我开心地笑了。父亲原先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抽烟，一个就是听收音机。现在，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戒了烟，但还是喜爱听收音机。按照母亲的话说：“你爸，一刻也离不开收音机，连上厕所都带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