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盗墓和捕鱼和那些事儿
我坐在蟒蛇般的树根上——也许是趴在蟒蛇般树根上,具体我不记得了。我的目光很有本事,我从来不知道目光原来也可以这样,它就像晃秋千一样,远处撂荒的黑土地上瞟了一下,立即又瞟了回来,瞟在我丑陋的脚趾头上。整
我坐在蟒蛇般的树根上——也许是趴在蟒蛇般树根上,具体我不记得了。我的目光很有本事,我从来不知道目光原来也可以这样,它就像晃秋千一样,远处撂荒的黑土地上瞟了一下,立即又瞟了回来,瞟在我丑陋的脚趾头上。整个过程做得还比较自然。那是一个黄昏,没有云,更没有飞鸟划着美丽的弧度,天空能空洞的都空洞了。我就那样坐着或趴着,但到底我在想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好些天没回家了,我不想家,一点也不。我一整天一整天在翠绿的树林或荒坡里偷东西,做些正常人常常想不到的事情,比如盗墓、比如偷裤腰带,偷裤腰带当然不在树林或荒坡,一般是小溪旁的土堆上。饥饿太恶劣的时候,我不回家吃饭,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可吃,树林里好吃的东西多着呢,渴了摘椰子,饿了有菠萝蜜有香蕉,碰上好季节还有龙眼荔枝压折枝头的诱惑。
我有一个黑色旅行杯,去年在百货店顺手拿的,百货店是村长女儿小枝文革时开的,不过81年关闭了。旅行杯在我们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叫旅行杯,我爸叫它黑窟窿,我妈却不可理喻,她叫它蛋蛋。黑窟窿不难理解,但蛋蛋就抽象多了,除了我妈几乎没人能解释清楚。而其他人的叫法也很分歧,怎么叫的都有,就是没人叫它黑窟窿和蛋蛋,更没有人叫旅行杯。我给我的黑色旅行杯续了水,然后在西村良莠不齐的夜猫子们偷鸡或偷鸭行动中我潜入树林、荒坡里……做这个动作过程的开始一般在傍晚暮色熏风的时候,在别人家水缸里,比如小三家,或干脆去墓地前不远的小溪里,续了水。旅行杯很多时候挂在右裤腰带上,也有时候挂在左裤腰带上,都怎么挂都离不开裤腰带。我爸有天问我,你有见我裤腰带吗?我跟他说被那个畜生野狗叼走了,可能在附近的暗水沟里。我爸折了根八尺来长的竹枝,扯一条很长的鱼网线把满是鱼腥味儿的黑裤子紧紧的绑在腰上,拿了竹枝出门去了。他要去找他的裤腰带去了。
我很长时间在西面荒坡盗墓,我爸更长时间在东面太阳升起来的那片黑海里捕鱼。父子俩占据了东西海陆两地,孤独而茫然的忙着自己的事情。市廛之声纷繁披复跟我们距离太过于遥远,我们把城市当沙漠,它的繁华在我们眼里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人家都知道我爸干什么,但他们不明白我爸捕鱼为了什么。我爸不知道我盗墓,但谁都知道我一直神秘兮兮,他对我神秘兮兮的行经心里一直压抑着一种深刻的不安,但他不知道我干什么。他只对我说,你不学习,不学习就去爷爷坟前割腕自刎,你不学习迟早被村长鬼魂的吃掉。
回忆起一些事情似乎会使我爸很累,记忆是大杂烩,他的记忆是大杂烩中的大杂烩。我爸曾经坐过牢,面对铁窗三年,整整三年。往事如同雪泥鸿爪,他说铁窗外的月亮永远比铁窗内的月亮美丽浩洁。据说我爸曾经有过一把锋利无比的大刀,传说中的大刀1978年被他弄丢了,但我从他的故事里隐约知道,传说中的大刀应该被人没收了。那年他二十岁,花样年华,但他说也许是二十三岁,二十三岁的人,老了。我爷爷奶奶死得早,他没能确定他的出生日期,他们就死了,死在我叔叔后面。我爸描述中的大刀其实不叫大刀,至少我认为不是。大刀才我手臂那么长,不到一斤重,砍人一刀两刀估计不会致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硬伤,是我爸硬伤中的硬伤。大刀也就在硬伤中应运而生。我爸取下我家唯一的犁上的那块不成规则的铁块,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带着从我妈那里拿来的三毛钱,去了一个叫铁红的地方。他花了两毛九分,大概两个钟头便拿到一把传说中锋利无比的大刀。他把大刀藏在裤筒里,坐在村头的枯木头上的时候就藏在怀里。我妈说他脑袋发高烧了,我妈说的一点也没错,他真的烧了,好好的一个人,长得马大马大的,一头牛一拳下去就能打晕了,这样的体力怎么就不劳动呢?你说他怪不怪?为什么一直把大刀藏在怀里白白的坐在村头就是不劳动呢?
如你所想,其实我爸要杀人,他的行经比我妈想象的要严重多了去了。我爸要杀人,他什么人都不杀,就杀村长。他说我要是等到你你就活到头了。他要杀村长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有人看见他傻傻的坐在枯木,哪都不看,就看村口的大路。但他看到谁都会打招呼,他说你们别那么累了,那么累有什么用呢?那么累到头来还是会死的。很多人传言我爸精神有问题。我妈也怀疑。我也怀疑。我妹什么都不知道。一天天上下着雨,我和妹妹去村头看他,大雨一点也不照顾他,哗啦啦下得欢,下在我爸黝黑的身子上。他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你们不去放牛来这里做什么?我和妹妹异口同声说爸,我们想你。他说孩子,我的好孩子,回去吧,爸爸在这里等一个人,等到了就回去。最后还说,你们有看到村长能走路了吗?他是不是瘫痪了啊?
根据后来的情况,我知道,很多人也应该都知道。我爸他要无赖的给村长三刀,脑袋上一刀,胸口上一刀,这两刀是先前预谋好的。后来坐在村头一直等村长,但是大家都村长已经不是从前的村长了,他从阿桂家的椰子树上摔下来,就不是了。那天下过大雨,他要强行要摘阿桂家的椰子,他说要拿去换钱喝酒,结果摔了下来,摔成了残废,没人去救他也没人去看他,人家都互相问,村长摔死了没。结果没死,倒是落了个瘫痪。村长瘫痪了走不动了,我爸干等了好多天等得十分恼火,便又给村长算上了一刀,这一刀要村长的阴部,意思是让他断子断孙。
我爸可狠了。这三刀,刀刀硬伤刀刀致命。但惨剧的酝酿过程没人知道,也许我妈也不知道。我妈只知道我爸大概疯掉了,不疯掉是什么?不疯掉为什么不回家剁猪草?
我爸也没干等,他明白干等也没有用。等一个瘫痪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他烦了,他说要做就做大的。1978年春天的一天傍晚,他把大刀藏在怀里在村口那口生满青苔的老井的石墩上抽旱烟。当太阳斜到西村疯狂堆积和生长的灌木的肩膀上,村里的牛羊,包括鸡鸭鹅猫狗之类齐命声破烂不堪的时候,村长媳妇出来挑水。我爸问她,红花,你那口呢?红花大概也认为我爸疯了,她用破烂而毛糙的笑容对着井里的自己笑了笑用粗哑的嗓子说,在屋里冲凉。还说,他这几天眼皮老是跳,他什么都不想干,吃饭都不想,就想冲凉,……阿福狗子,你眼皮也会跳吧?你的眼皮的时候有想过自杀吗?自杀很好玩的啊。红花用一根很粗的麻绳把黑乎乎的水桶吊进井里,我爸按了按怀里那条硬邦邦的东西,他捋了捋袖子朝红花家快步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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