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人生漫漫，少年时代的人和事如今依然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上个世纪的1965年，八岁的我，结束了三年的幼儿园学习生活，从上堰头的“红苗幼儿园”大班毕业了。
按照学区划分，我又拎着母亲做的布书包，进入了座落在我们下市头交界桥“百官河”(今天的人民路)岸边的一所“百官镇第二小学”读书，并被分在了“一班”。我在那陌生的教室，做了一名小学生。
当年我们这届学生总共招收了二个班级，有100多个人。
这所学校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很近，近到我躺在床上也可以听见学校的打铃声。我家与这所学校相邻，就在它的旁边，学校里的老师，上至校长下至校工都和我娘娘认识并非常熟悉，关系也很好。
9月的一天，我笑容满面地跟着娘娘屁股后面颠发颠发来到学校，高高兴兴地报名上了学。
从此，我就开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漫漫求学之路。
据我所知，我就读的小学，1956年还是百官镇中心小学的分部，1960年才正式划出独立。1963年定名为百官镇第二小学，百官人习惯称呼“二小”。
到了文革初期的1966年又改名为百官镇立新小学，一直延续到了我从小学毕业以后好多年，还是叫作“立新小学”，最后随着城市的建设而被整体拆除。
我的记忆中，“二小”最初是设在“俞家祠堂”的。当年旁边的“季家祠堂”还进驻着上虞虞光绍剧团。
不久，虞光绍剧团解散了，“季家祠堂”也被并入了“二小”，做了校舍。
二个祠堂的合并，扩大了“二小”的校舍规摸。当年学校的大门是朝南开的。那时我觉得校园很大，现在想想真是小的可怜。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校名还是百官镇第二小学，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文革中红卫兵大破“四旧”，于是校名就被改为了百官镇立新小学。
当年我们的学校就开办在破旧的祠堂里，这祠堂是从旧社会接管过来的。“俞家祠堂”以前曾经是我们百官俞氏家族的宗产。解放后，因为宗族活动被禁止，祠堂也就被没收了并改做了校舍。
过去的祠堂都是砖木结构，撑起祠堂的是那种粗大的圆柱，圆柱下面垫底的是那种鼓形的石基，而上面则是凹形的穹顶。跨过横卧着的高高石门槛，走进了两扇乌黑的大门，里面是一个诺大的天井，穿过天井中间铺着石板的过道，踏着石阶拾级而上就是祠堂的大殿了。
当年这大殿是被当作学校大礼堂的，一般用来集会。平时则放着几张旧的乒乓球台，让学生们轮流着用简易的“瘌壳板”打打乒乓球，我记得那打瘪的或踩瘪的乒乓球，还要用热开水浸泡一下，待到鼓起来之后继续再用。
而祠堂左右两侧低矮的平厢房就是学校的教室，一间教室一般要打通三间房屋连在一起才能容下40－50个学生。里面摆放着几排课桌和短矮櫈子。
这厢房只有靠近里面的一边有窗，遇到阴沉天气，室内光线就会严重不足，因此有时候上课还需要开着灯上课。
那时随着年级的增长是要调换教室的，每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就搬着桌子凳子搞全班大迁移，极像候鸟一样每年的金秋就要挪动巢穴。
整个祠堂虽然因为年久失修，略显破旧，但还是很好地保存了曾经有过的大气，特别是梁檐下各种各样的装饰雕刻，很有江南本地的特色。
被拆除的俞家祠堂和季家祠堂，曾经陪伴着俞姓、季姓儿孙走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　
当年的教育因为经费有限，农村中的小学校舍大多都是陈旧破烂的，我们的教室也很简陋，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
黑板是一块刷上黑漆的大木板，有二只脚的，靠立在墙边。可以移动，黑板不够的时候便于移动到其他教室使用。
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的白色墙壁上无一例外地都贴着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擦黑板的板刷或者抹布。
课堂后的墙面大多用于张贴学习文章或所公布的成绩单，还有老师用来鼓励学生的红五星等。
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没有抽屉，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同学们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横木上放课堂备用的书本。
两个同学合用的一张课桌，有时也会因为同桌同学关系相处不好而引起纠纷，甚至“讨相骂”。最后解决的办法总是私下在课桌中间划上一条“三八”停火线，约定二人不能越界。
尽管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但我们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依然整整齐齐地摊开书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一片琅琅读书声。
每节课下课之后，同学们就三五成群地拥挤在教室外面那狭窄的通道上、走廊中，男同学喜欢打弹子，拍洋鬼子，拍豆腐干，而女同学则爱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学校内到处回荡着同学们稚嫩的欢笑声……
我依稀记得我们学校开始阶段是没有什么操场的，后来在季家祠堂后面才有了一个烂泥地的操场，面积也是很小，也没有安放篮球架，让学生们打打篮球。尘土飞扬的操场里能做的运动也仅仅只是做做广播体操。
因为这个操场，在市政拆建中曾经做了我家三间房屋的宅基地，所以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同龄人中我算得上是一个天资聪明的孩子。上小学期间，我一直担任着学生干部，是满头的光环。既是班级里的班长，又是学校的红小兵营长，考试成绩经常是班级里的第一名，每年都被评上“五好学生”、“优秀红小兵”。
我的班主任老师最初是黄巧芬老师，后来是肖招云老师，校长则是在上虞大名鼎鼎的赵万荣老师。我能现在还能记得是一个黄立范老师，一个李巧珍老师，一个俞老师。
当年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还有代课教师，而且校长、教导主任、老师都是挤在了同一个办公室里集体办公的。
昔时的同学如今散落四方，现在我不记得班上所有同学的名字了，只能记住少数几个人了。
那个时候我在班级里与同学关系都很好，但关系最铁的，又天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地一起嬉戏玩耍的是一个叫唐兴良的同学。他家原来住在下市头的下庙背后，放学之后我经常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