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刚到家时，就听到二爷病了的消息。那天，我刚刚走进家门，望见满脸欣喜的母亲，只喊了一声：“妈。”就看见爹从屋里走了出来。虽然也是欢喜的，但脸上仍然笼罩着一层忧伤，两只眼睛红肿着。“回来了。你二爷病了，你去看看他吧。”
二爷不是我的亲爷爷，是爹的堂叔，可他就如同我的亲爷爷一般。小时候，我最爱听二爷讲故事。二爷总爱讲打仗的故事，八路军怎样打小鬼子，怎样打国民党反动派。多少个夕阳下，二爷边抽着旱烟边给我讲这些事，讲完后二爷常常望着远方出神，有时还叹息几声。我眨着亮亮的眼睛瞧着二爷，却总也瞧不懂。有时二爷会问我：“建军啊，知道你为啥起这个名吗？”“因为我是建军节那天生的呗。还是爷爷你给取的呢。”“那你长大了要干啥？”我把胸脯一挺，干脆地说：“当兵。”“好小子，这才有出息。”二爷欢快地摸摸我的小脑瓜，黝黑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才知道，过去二爷参加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也打过老蒋。后来解放了，二爷复原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乡的二爷很受村民的尊敬，他总是将吃苦受累的事抢在最前头，他总是爱说我是个兵，吃点苦受点累不算什么。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报名参军验兵合格后，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来到二爷家，二爷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不停地在我身上摩挲着，不住地喃喃着：“好啊，好啊……是个好后生。”浑浊的眼里闪着莹莹的光。
我放下行李就心急火燎地往二爷家赶。一进门，正碰上庆叔端着碗茬出来。“叔，我听说爷爷病了，什么病啊？严重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建军来啦！要说你爷爷的病啊，唉！进来吧。”庆叔把碗茬扔到一边把我领进屋里。二爷坐在椅子上，地上满是一片粥饭污渍，庆婶正在收拾着。二爷真的苍老了，他的头发又显得白了不少，仿佛落了一层淡淡的霜。脸上的皱纹刻进了骨肉一般，深刻又僵硬。就连精神好像也衰减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呆呆的。两只眼睛也没有了先前的神采，木木的。“爷爷，我回来了，我来看您来了。”二爷一动不动，好像没有听到一般，又像沉浸在记忆中的雕像。“爸，建军来看您来了。”庆叔大声说道。“呃？建军？”二爷一字一顿地自言自语着。眼神开始转动，迟滞、生涩。“是啊，当兵的建军回来啦。”庆叔悲戚地对我说：“你爷爷有很长时间总是爱忘事，犯糊涂。以为他是上了年纪，可谁成想是老年痴呆啊。现在连人都认不明白啦。”
我蹲下身子，握住二爷的手，那双手皮肤干裂，坚硬，甚至有些硌手。那是一双曾经拿过数十年枪的手，是一双握了半辈子锄头的手。我抬起头：“爷爷，我是建军啊，我当兵探亲回来了。”二爷的眼睛木木地望了我一阵，伸出手，在我的衣服上摸了起来。
“爸，你这是怎么了？”庆叔望着二爷的举动疑惑不解。这时门外传来一声欢喜的叫喊：“建军哥，你回来了！”随着声音进来的是庆叔八岁的儿子乐乐，鸟雀般地飞了过来。“哥哥，这是什么字啊？”乐乐举起一个白色的搪瓷茶缸，颜色已经有些发黄，边缘上有些颜色已经脱落斑驳了，有些淡淡的锈迹。缸子上有着几个红字，字体的颜色也不那么耀眼了。我认出来，这是我带回来的，一个很老式的东西。“这上面写的是为－人－民－服－务。”我指着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念给他听。忽然一只手抓住了缸子，并用力往回夺，原来是二爷，他的脸焕发出一种急切地渴望，两眼有了一些光彩，执著地盯着那个缸子。我慢慢松开握缸子的手，二爷把它紧紧地抱在手中，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可谁也听不懂。
那天是国庆节，我们来到二爷家，庆婶正在给二爷喂饭。爹奇怪地说：“怎么用这么个旧茶缸盛饭呢？”庆婶边擦掉粘在二爷下巴上的饭粒边说：“也不知怎么的，自从我爸见了这个缸子后，就魔障了一样，半天见不着就不安生，看见了就不就那么闹了。这不，把饭盛在里边，也不像以前那样老往外周了。”吃完饭，二爷自顾自地絮叨着。庆叔告诉我们，二爷常这样。乐乐打开了电视机吵着要看大阅兵。雄壮的音乐响起，阅兵式开始了。有军队方阵走过广场，整齐的脚步声和铿锵嘹亮的口号声响彻了整间屋子，我们都被吸引住了。过了一会，我发现二爷不知何时也歪头看着电视，身子挺得笔直，脸上的肌肉随着转头的努力微微颤抖，神情庄严而肃穆，双眼放出炯炯的光芒，炙热而又深沉。良久，嘴唇微微颤动着，清晰地吐出几个字：“好，好，好后生！”有莹莹的光在眼中闪烁。
又是一年探亲时，我回到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二爷去世了，在半月前。庆叔红着眼睛告诉我，二爷到最后还紧紧抓在手里的就是我带回来的搪瓷茶缸。我来到二爷的坟前，大哭了一场。最后，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