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我凌晨四点钟到达火车站，赶五点钟的那班火车。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也看到那些半夜冒着严寒等候火车站开门售票的人。在刺骨的冷风里，偌大的广场上仍然人影憧憧，他们或站着，或蹲着，或坐在蛇皮编织袋上，有些委实耐不住困倦，干脆躺在一堆破棉被上。我看到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蜷缩地坐在一卷行李上，许是母亲怕孩子挨着冻了，她将孩子紧紧地裹在胸前，试图用自己的体温暖和孩子……
广场周边高楼上的霓虹闪着变幻不定的光，随着清冷的夜风在人们憔悴疲乏的脸上游走、逡巡。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知道村里有极个别的男劳动力在开春的季节要去江苏等地方“搞副业”，那是因为他们一年到头辛苦侍弄着土地，到头来连妻儿都养不活，甩下的黄汗黑汗溅起的不是青苗茁壮，溅起的是燥干的浮尘或稀淖的泥浆。是土地抛弃了他们，抑或是别的抛弃了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无从知晓。
只知道要想让妻儿过得好一点，要想开春有农药化肥钱，他们就必须得离乡背井，到外面去，或许那里能给他们一片生存的天空。当初，那些凤毛麟角走四方“搞副业”的人，便是如今滚滚“民工潮”的雏形。
城市的火车站仿若一张巨人的大口，民工们如同悬浮的雾气一样被这张大口呼出。被这张大口呼出之后的民工们，面对令他们头晕的高楼，目眩的霓虹，蛛网似的街道，他们的心发慌，腿打颤，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
城市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刺痛了他们的眼睛，他们一次次努力想融入城市，可是城市却一次次冷漠地将他们推拒而出，最后他们才发现，光彩耀目的城市，并没有他们的梦，他们只能漫无目的流徙在陌生的街衢。
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无奈地在火车站广场上、附近的天桥上、窄街上摆起了小小的地摊，卖一些廉价的串珠、发卡、钥匙扣、针头线脑……
我曾经在经过天桥的时候，特意停下来观察过，二十多分钟里，没有一个行人停下来买他们的小东西。即便这样，他们还得像警惕的土拨鼠一样竖起两只耳朵注意周围的动静，一看见穿制服的城管远远的来了，就要卷起小摊逃得面无人色。
我站在夜幕笼罩的天桥上，看桥底是相向而行的两条汽车的河流，车前灯、车尾灯的光辉汇成了波光粼粼的灯河。可是，无论这条灯河多么的壮观，多么的美丽，都与这些摆地摊的人们无关，他们麻木而漠然地在冷风中瑟缩着身子，等待着可能停下来的买主买走一个发卡或一个钥匙扣或一串小别针。
他们看不见那些车里的人，就像看不见城市摩天大楼里的人们一样，城市中的人们是隔着玻璃的。城市巨大的轰鸣声让天桥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再望一眼那些瑟缩着的身影，我轻轻将拇指与中指合拢，轻弹一下，像是要弹去心里的一些什么，可是我发现，我的心里蒙上一层哀凉的雾，弹之不去。
看过多少次这样的报道，建筑工地上的悬缆电梯从几十层楼上直坠而下，里面的血肉之躯从数百米高处直直地砸向地面；在幽暗污秽的下水道里，毒气几分钟之内便夺走了数条鲜活的生命；清洗摩天大厦的“蜘蛛人”从百米高空如一片轻飘的叶子一样，飘然不知所终，也许他家中老母白发已苍，妻儿翘首期盼……
在天气最酷热那些日子，正午炙烤的骄阳之下，我经常能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看到不远处尚未峻工的高楼上，一些仍然在上面劳作的身影。炽烈的骄阳如千万柄热辣的箭直射而下，而他们没有任何遮阳设备。他们在沉默地埋着头。
就是这样一些人，到年终的时候，辛苦了一年的他们归心似箭地想回家探望妻儿，看望老父母，然而却年年复岁岁为了一张薄薄的车票在天寒地冻里瑟缩。有一次看到一张照片，照片里人们排队排到火车站以外，大雪正漫天飞舞，他们的头发眉毛都已成为白色，然而他们不敢离开，离开意味着彻底切断回家的路。
曾读过一首诗，印象很深，因为它刺痛了我的心，于是我记住了它。诗很长，我略去一些：
“据这个城市有一千多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
我们交纳了城市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暧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属于我。”
夜幕深垂，举目四望，璨然的万家灯火，透射出令人心动的暖色。
可是，谁能够告诉我，哪一盏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