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2日，元旦假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三天，一大早我就吆喝着几个要好的同事，打算去市东郊的传染病医院探望卓宇。下了一夜的雪渐渐小了下来，地上积存甚厚，可我等不得了。我对F说，夜间梦见卓宇满脸血污地向我辞别，应该不是什么吉兆，晚了怕是见不到了。
卓宇是徐州一家乳制品的技术人员，比我早进单位一年，后来同居一室。我去的时候，他在化验室工作。他对事业可谓极端认真，技术方面也属出类拔萃，但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始终未得理想的提升。他曾对我说，他的所有努力，一则是不懈怠的天性使然，二则想卓然众人奠定晋身之阶。他的英年早逝，与孜孜不倦的拼搏不无关系。
1997年春天，他在每年的例行体检时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按照食品行业从业规定，回距睢宁老家休养。初夏，我和一同事顶着烈日骑摩托车赶去探望。他说，闲在家中百无聊赖，早想回去上班；反正已经恢复差不多了，余下的事情就是平时注意饮食调养。似为表明确已好转，他还陪我们喝了一杯啤酒。不久，他真的来了，还带着一家医院的康复证明。为慎重起见，单位领导劝他继续休息，除了奖金之外，其他工资照发不误。后见他固执己见，便带他去某大医院重新作肝功检查，然后就允许他上岗了。
其实，他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并足以达到通过检查的程度。暗里他一直吃着药；至于怎么过的关，不得而知。此后，每次单位统一组织体检时，他的血样都是来自一位同学的身体。这是多年之后，我考入另一家单位，恰巧和他的那位同学共事，才得以明白的真相。
他不是不知道，肝病最忌烟酒和熬夜。可是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每逢迎来送往或者兴起闷来，他依然和常人一样痛饮，每遇需要加班延点依然坚守到底。1998年，随着新进大学生增多，单位重新分配宿舍，两人一间。可能大家对他的肝病恢复状况仍不放心吧，作为相处时间最长的同事，我选择和他住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于我定然在生活中多加小心，和室友的日用杂物截然分开。但是，他不是。一日下班后，我见他拿了我的箫在吹。我并不怪他，只是偷偷把箫在锅里煮了，也不收藏，任他偶尔吹弄，只是自己不再使用。我理解他的心思，他只是想表明，他曾是病人，但现在和大家并无二致，包括他的偶尔用酒。
1999年，利乐公司赞助中国乳协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的第二期乳制品进修班，给我们单位两个名额。经过积极争取，F、L、卓宇和我四人前往深造。起始，卓宇除了晚间坚持服药，与他人没什么异样，一同上课、做实验、跑图书馆查资料，趁着休息的时间还把圆明园、颐和园、长城、香山等名胜古迹，兴致勃勃地一一逛了个遍。北京的冬天来得出乎想像得早，十月底就大雪纷飞，前所未有的寒冷把来自南方的我们抛入了冰窖，也把卓宇推到了生死关头。一天，一个细心的同学问我，卓宇不会有什么病吧，比如黄疸肝炎？直到此时，我才发现他的脸色蜡黄，黄得异乎寻常、惊心动魄。我劝他回徐，他不听。F是领导，因单位事多常往返京徐两地，我偷着给他电话。我悲戚戚地说，你快点来吧，卓宇很危险了。
半个月多后，F匆匆赶来。卓宇仍然坚持要等学业结束。他说，我很好，我没事儿。直到撑不可撑的时候，他才在我们的极力敦促之下离开北京。举步已然艰难，我和F、L将饭菜打进宿舍为他送行。卓宇努力将筷子送到嘴边，又无力垂下来。纸一样惨白的灯光下，我恍惚看到崩溃的前兆，丰盛的酒菜顿时索然无味，难以下咽。苍茫夜色中，我们把他送上计程车，车载CD机正播着《七子之歌》。用浸透辛酸的歌声迎接澳门回归，我想，不也正切合明晨清冷的月台上，卓宇父兄的心情吗？我一直看着车的影子消失，消失，心底忽然涌起海角天涯的悲凉。
虽有不祥预感，我还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年轻如他一定抗得过病魔转危为安。以致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回到徐州后并没有着急去看望他。2000年1月2日早上，我们正要出发的时候，单位领导说别去了，卓宇家人刚来电话，他已在凌晨离开了。于是，北京一别便成永诀。初闻噩耗，如身陷冰窟，寒彻肺腑，心里一个劲儿地说：怎么会呢？是啊，怎么会呢？如此鲜活的生命，如此敬业的同志，还没开始大放其彩怎么会就消殒了呢？
除了好学敬业之外，让我们再记住卓宇一些其他的特征：运动场上的一员健将，篮球打得虎虎生风；初入单位时结识单位某高层领导之女，相处数年，或许有他患病的因素，“有疾而终”……但是，充满阳光的体育运动和本是寻常的情爱转承，可能都成了加速他辞世的因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间，我不止一次地目睹了死亡，走在大街上也时不时会感到顷刻袭来的忧伤，没有一丝力量去逃避。今天，时序进入五月，在万木葱茏的日子，想起逝去多年的卓宇，心下的惆怅盈盈欲坠。此刻，我洗净了双手，放着他喜欢的箫声来写这篇迟到的文字，算是一个生者对已逝生命的祭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