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7年（1928年），运河一带闹水灾，河水漫出了堤岸，一眼望去地里尽是明晃晃的水花，眼见得今年的收成锐减甚至可能绝收，乡民们蹲在田头，欲哭无泪。
4月，五省联帅孙传芳还在为争夺地盘与蒋、冯、闫打得你死我活，为应付庞大的军饷开支，下死命令对农民的税赋只增不减。乡民们不堪忍受，开始了拖儿带女逃荒潮。
我爷爷教书的孩子越来越少。当送走最后一名学生后，他长长地叹息一声，颓坐在椅子上，半晌不说话。我奶奶过来抚着他肩膀，安慰说，他爹，别急，咱家里不是还有点积蓄吗，等捱过这段时间，乡亲们返回来就好了。
过了中秋，又过了重阳，出去逃荒的人没一家回来，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断了炊烟。
我奶奶对着逐渐见底的米缸，也犯了愁，家里稍微值点钱的都变卖了，接下去怎么办？大人紧紧裤腰带也就算了，可一双儿女呢！
我爷爷说，坐吃山空，光等着也不是个事儿，我出去扛活吧，好歹先把几张嘴给糊上。
我奶奶说，就你这十指尖尖的模样，连担水都挑不起，谁个会雇你。
我爷爷沉默了。
一天，我爷爷兴冲冲地从外面跑回来，抓着我奶奶双手激动地大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囔囔个啥，出门捡着金元宝了？瞧你德性。”我奶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不是，你还记得村西咱二大爹家的二小子吗，前几年去上海，现在发了，买了房子，又开了水果行，做起了小老板，上个月托人捎信回来，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哩。这不我特地抄了他的地址，咱去找他，准保有救。”
“二小子又不是你亲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哩。”
“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怎么着也是自家人呢。”
“他肯定会帮咱？万一——”我奶奶还是不放心。
“不能，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咱可没少帮衬过他。”
我奶奶想想也是，与其等着饿死，还不如闯出去，兴许真的在上海能捡着“金元宝”呢！
晚饭的时候，全家喝着薄薄的玉米糊糊，我爷爷对着两孩子（我爸和我姑）说，我和你妈商量好了，咱家准备到上海去，那里顿顿有鱼有肉，有白米饭，还有白面馍馍吃。你们去不去？
我姑拍着小手欢呼起来，“我去，我去。”她侧过身问我爸“哥，我们一起去吧。”
“上海在哪？离这远吗？”我爸蹙着眉问了一句，显然也被我爷爷说心动了。
接下来就是做准备，没有田地的羁绊，简单得多。家里也早已家徒四壁了，唯一能值几个钱的就是两间祖屋，找个买家，说个价钱就转手了。
临走那天，我爷爷我奶奶把被褥衣物细软打成两个大包裹，一人背上一个。最后再看一眼已经拾掇一空不再属于他们的祖屋，依依不舍地关上大门，牵着我爸和我姑，搭船辗转踏上了去上海的“淘金”之路。
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一张单程船票，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人生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折，一家四人却有着三种不同的归属，这是始未料及的。